1933年到1934年，由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中多次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红军处境愈发艰难，最终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

长征的过程中充满了各种艰险，跨雪山、过草地，还要应对国民党军队时不时的骚扰。这个过程中，有不少红军战士都永远地留在了长征途中，其中有就有钱壮飞烈士。

当时，红军大部队刚刚渡过江，负责断后的队伍里，有人发现钱壮飞不见了，这个曾在南京特务窝中救过整个党中央的人，竟然在这个时候没了踪迹。谁也没想到，这一消逝，就是几十年的谜。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二局的人背着电台跟着大部队走，钱壮飞因为懂技术，被分到总政治部当副秘书长，其实干的就是情报的活儿。

长征路上，他和二局的同志分成两班，白天跟着队伍爬山，晚上就守着电台听敌军动静。有次在湘江边，他们截获敌军要围堵的情报，连夜报给中央，红军赶紧改道，才躲过一劫。

战士们都说：“二局的同志不是走了二万五千里，是在电台前干了二万五千里。”

1935年3月底，红军来到贵州乌江。这时候部队刚打完四渡赤水，人困马乏，还要防备天上的敌机轰炸。3月29日那天，敌机又来了，投下的炸弹把队伍炸得有点乱。等轰炸结束，大部队继续前进，周总理回头一看，钱壮飞没跟上来。

“赶紧找！”周总理急了，让人沿着江边往回搜。可那会儿追兵就在身后，队伍不能停，找了半天没找到，只能先往前走。这一分开，就成了永别。

钱壮飞到底去哪了？这成了个谜。

最早的说法是“空袭牺牲”。1940年，周总理把钱壮飞的家人接到延安，说他在过乌江时遭了轰炸，牺牲了。他儿子钱一平记得，邓大姐当时抹着眼泪说：“你爸爸是为了掩护大家，没跟上队伍。”

后来又有了“掉队遇害”的说法。建国后，金沙县的党史人员去乡下调查，听老农王德贵说，1935年清明前后，有个戴眼镜、说话带江浙口音的红军，在村里找吃的。这人背着个皮包，还带着枪，说是跟大部队走散了，想找船过江。

“他找到当地恶霸黎丛山家，想让帮忙找船。”王德贵说，“黎丛山见他一个人，就起了坏心，假装带他去江边，走到堰田岩的陡坡时，从背后把人推下去了，还抢走了皮包和枪。”后来村民偷偷把人埋了，就在山坡上堆了个小土坟。

息烽县那边也有说法。当地里长的后人回忆，当年有个红军因病掉队，被清乡团的人抢了行李。这红军找到里长，说行李里有枚重要的印章和几本书，求着帮忙找回来。清乡团的人听说后，把他骗到一个40多米深的天坑边，推了下去。

1951年，一个参与行凶的恶霸被抓，看了钱壮飞的照片后，哆哆嗦嗦地说：“就是他，就是这个红军。”

这两种说法都有鼻子有眼，可谁也拿不出证据。有人纳闷：钱壮飞那么机灵，在南京特务窝里都能全身而退，怎么会轻易被恶霸骗了？难道还有别的隐情？

转机出现在2001年。贵州省委党史办的人翻档案时，在一份1951年土改时期的审讯记录里，看到了关键线索。

金沙县有个村民，当年是村里的痞子。他供认，1935年，他在牛栏沟看到一个掉队的红军，穿着灰布军装，戴着眼镜。

“那人掏出两块银元，让我带他找大部队。”那村民说，“我见他包里鼓鼓囊囊的，就起了歹心，把他骗到后山的天坑边，趁他不注意推了下去。”

更关键的是，这人还交代，那个红军怀里有块怀表，表壳内侧刻着“钱壮飞”三个字。后来这怀表被他藏在床底下，土改时被搜了出来。党史办的人拿着怀表去南京档案馆比对，发现和钱壮飞在苏区时用的怀表一模一样。

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真相越来越清楚。钱壮飞当时确实因病掉队，想找村民帮忙过江，结果碰上了见财起意的那人。虽然钱壮飞机灵，但长途行军身体虚弱，又不熟悉地形，才着了道。那个被推下的天坑深不见底，底下全是乱石，人掉下去根本没活路。

2002年，金沙县在后山镇为钱壮飞立了碑，碑上刻着“钱壮飞烈士永垂不朽”。

其实，说钱壮飞“救过党中央”，还真不是夸张。

1926年，钱壮飞在妻子和小舅子的介绍下入了党，次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北京的党组织被打散，他差点被抓，只能带着家人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组织上看中他脑子活、懂技术，又见过世面，就让他加入中央特科，专门搞秘密工作。虽然明知道这个任务必定充满了危险，可他没有丝毫犹豫。1928年夏天，听说国民党“CC 系”的徐恩曾在上海办无线电培训班，他知道这是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

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仗着亲戚关系混了个肥差，可他本人是个纨绔子弟，对无线电技术一窍不通。钱壮飞凭扎实的技术，考了第一，顺顺当当进了培训班。他知道徐恩曾爱面子，平时说话总捧着他，没事帮他处理点技术难题，没多久就成了徐恩曾身边的“得力助手”。

1929年底，陈立夫把国民党中组部的“党务调查统计科”交给了徐恩曾。徐恩曾接手后，懒得管具体事，见钱壮飞能干，干脆就让他当了机要秘书。

这个职位可太关键了，所有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得先过钱壮飞的手。他每天坐在徐恩曾办公室隔壁，看着那些标着“绝密”的电报，心里十分清晰。徐恩曾爱到处玩，经常把钥匙一扔就出去鬼混，钱壮飞就趁着这功夫，把重要情报抄下来，再通过秘密渠道传给上海的党中央。

那时候他还想着：一个人在里头势单力薄，得找帮手。

随即，钱壮飞就想起了在上海认识的李克农，又联系上在天津搞情报的胡底，借着徐恩曾扩编的机会，把俩人都弄进了调查统计科。

这3人分工明确：钱壮飞在南京守着核心岗位，李克农在上海负责联络，胡底去天津掌管无线电，成了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铁三角”，后来也被称为“龙潭三杰”。

为了方便传递消息，钱壮飞还把女婿刘杞夫安排进来当交通员。一家人住着普通的房子，表面上是国民党的职员家属，暗地里却都是我党的同志。有次徐恩曾突然家访，看到钱壮飞的女儿在写毛笔字，还夸他“家教好”，压根没察觉这屋里藏着共产党的秘密电台。

1931年4月，武汉出了大事。中共上海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被叛徒认了出来，当场被抓。这家伙没骨气，一被审就叛变了，还说自己知道上海党中央所有领导人的住址，能帮国民党 “一网打尽”。

武汉的特务连夜发密电给南京，一共6封，全标着“徐恩曾亲译”。那天正好是周末，徐恩曾又出去鬼混了，值班的钱壮飞拆开电报的时候，手都有点抖。顾顺章知道的太多了，要是这些电报落到徐恩曾手里，上海的周总理、瞿秋白这些同志，一个都跑不了。

他赶紧找出徐恩曾藏密码本的那本《曾文正公文集》。这招是他早就摸透的：徐恩曾怕密码本丢了，总夹在书里，还以为没人知道。

靠这本密码本，钱壮飞很快就译出电文，越看心越沉。他没敢耽搁，把电文抄在一张小纸条上，塞进信封，让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去上海，务必把信交给李克农。

刘杞夫揣着信封，一路躲过盘查，天亮时总算找到李克农。李克农又马不停蹄通知了聂荣臻和周总理。那天上海的中共机关都十分慌乱，大家连夜搬家，销毁文件，周总理带着核心人员转移到安全地方。等国民党的特务第二天一早扑过去时，只看到空无一人的屋子。

后来周总理总说：“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

可钱壮飞自己却暴露了身份。他在南京处理完收尾工作，假装回家取东西，一出门就直奔火车站，再也没回头。徐恩曾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没影了，气得把办公室的茶杯都摔了。

除此之外，钱壮飞为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还有很多，就不再过多赘述了。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