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美将在“关税休战”到期前磋商，然而，他竟宣称要把中国对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采购纳入谈判议题。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此前，中美已历经多轮重要互动。在日内瓦和伦敦举行的两轮经贸会谈成果显著，双方互降关税，美方降低了对华技术门槛，中方放宽了对美稀土出口，还达成了三个月的“休战期”。6月初，中美元首通话稳定了两国关系，随后中美外长在吉隆坡的首次会晤加深了彼此理解，两国氛围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更为融洽，为后续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

按照原计划，8月1日是美国关税生效的重要节点，中美双方计划在此之前进行关键磋商。可就在距离第三次会谈所剩时间无几之时，美方突然改变主意。贝森特在采访中直言，中美当前贸易形势良好，是时候讨论其他事情了，比如中国对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采购，他强调中国是伊朗和俄罗斯石油的“大买家”，意图将此纳入谈判范畴。

贝森特（资料图）

美方此番举动并非孤立事件，与近期一系列政策紧密相关。一周前，特朗普抛出“二级制裁”言论，宣称若50天内无法达成俄乌和平协议，将对俄罗斯征收100%关税，对部分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也将实施“二级制裁”，即对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达100%的关税，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随后点名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这一系列动作表明，美方试图通过多方面手段，对中国在能源采购方面的决策施加影响。

从美方视角来看，其背后有着多重战略意图。一方面，美方试图瓦解“石油人民币”体系。在中俄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相当可观；中伊之间也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这无疑对美元在石油定价领域的霸权地位构成挑战。美方妄图通过干预中国对俄伊石油的采购，消除美元霸权潜在的崩塌风险。另一方面，美国国内页岩油产能过剩问题突出，急需拓展海外市场。美方企图切断中国与俄伊的能源纽带，迫使中国市场接纳美国页岩油。此外，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减少中国对俄石油进口，美方认为能够对俄罗斯财政造成打击，进而影响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能力。

归根结底，美方的这些举措都服务于其瓦解中俄伊反霸战线的战略目标。去年，中俄针对美国的“双重遏制”达成“双方反制”共识，随后伊朗与俄罗斯形成反霸同盟，中俄伊构建起“反制裁协作体”，伊朗提供低价原油，俄罗斯保障能源安全，中国输出工业品。以往由于佩泽希齐扬政府亲西方路线，美方未过多关注这一三角关系。但随着以伊战争爆发，伊朗迅速靠拢中俄，离间中俄伊成为美方的当务之急。

特朗普（资料图）

对于美方将中国对俄伊石油采购纳入谈判议题这一要求，中方态度明确且坚定。7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称，中方立场一贯明确。这一回应虽简短，却清晰传达出拒绝之意。中方始终坚决反对“长臂管辖”，中俄、中伊之间的石油贸易属于正常经贸往来，其他国家无权干涉。并且，关税谈判理应专注于贸易领域，不应掺杂地缘政治因素。

回顾美方近期在谈判相关事宜上的其他动作，也能看出其复杂心态。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设定8月1日为关键期限，若此前未达成协议，美国将实施新一轮高关税。同时强调美方更看重协议“质量”而非达成时间，甚至认为提高关税可作为施压手段迫使对方让步。当被问及8月1日未谈成期限是否延长时，贝森特表示取决于特朗普，这表明美方在谈判时间安排上具有较大随意性。

在谈到中国时，贝森特态度微妙。他先称中美贸易情况尚可，应探讨下一步举措，紧接着提及两个关键话题：一是中国购买俄伊石油；二是要求中国进行重大经济“再平衡”，即减少制造业发展，增加消费，多购买美国产品。实际上，“再平衡”这一说法并非首次提出，早在5月，贝森特就曾表达类似观点，希望中美在制造业和消费领域进行所谓“再平衡”。

但对中国而言，“再平衡”并非简单的经济调整。中国官员正在规划下一版本的“中国制造2025”（或类似核心内容规划），致力于发展高端制造业，尤其是芯片设备等战略技术领域。并且，中国在准备下一个五年计划时，倾向于保持制造业在GDP中的稳定比重，对于是否设定“消费占比”具体数字持谨慎态度，因为刺激消费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这表明中国坚持自主发展制造业的决心，制造业对于中国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

美元（资料图）

与此同时，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关税政策也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平均关税大幅攀升，从年初的较低水平飙升至15%，达到二战以来最高。这一情况导致美国众多盟友开始寻求替代方案，如欧洲和拉美一些国家加快彼此之间自贸协定的推进，欧盟与阿联酋、瑞士与阿根廷等都在积极推动相关协议，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中国迎来新机遇，有国际质检机构数据显示，第二季度欧洲客户对中国供应商审核需求有所增加，而美国买家订单则出现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美国市场在部分领域的吸引力有所下降，而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正逐渐凸显。

接下来，中美无疑还将继续谈判。但谈判的核心难点并非关税本身，而是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能否接受一个制造业强大、科技自立的中国。这一问题将成为决定未来中美贸易谈判走向以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国际社会也将持续关注中美谈判的后续进展及结果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