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组织坦白

1955年3月下旬，毛主席在七届四中全会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中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以及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需要交代的，都应该主动向党中央报告！潘汉年受到很大震动。

1955年4月，全国代表会议间隙，潘汉年先找陈毅谈了解相关情况，当时陈毅是华东组的组长，他随即写了一个私见汪精卫未汇报的材料，委托陈毅交给党中央、毛主席。

陈毅 潘汉年

陈毅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便到中南海直接将材料给了毛主席。

杨尚昆在其撰写的《党的文献》中，写到：“毛主席看到材料后大为震怒，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做出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而在潘汉年被捕后，王明迅速叛逃苏联，终身未归，二者是否有联系，众说纷纭。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最高人民法院以“内奸”、“特务”、“反革命”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回国后的秘密任务。

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和政治上逐渐摆脱被动局面，但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由于长征期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络，急需派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说明国内情况，恢复中断的通讯联络。

而潘汉年在情报战线和文化战线都有着卓越的表现，对国内外形势有着深刻洞察，成为了承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

潘汉年

1935年9月下旬，潘汉年历经千难万险抵达莫斯科，他此行除了汇报遵义会议决议以外，还要到共产国际的有关部门学习新编密码办法，以便回国后转交给党中央通讯机要部门，恢复双方的通讯联络。他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将密码全部默记下来。

1936年初，著名记者胡愈之也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路程，此行他的任务是担任张学良的特使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汇报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情况。

胡愈之（中间）

而在胡愈之尚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时，王明（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给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密信，信的内容是：胡掌握并希望传达张学良共同抗日的愿望，因此请您通过联共（布）中央的有关机构取得让他来访的许可，从胡那里可以了解更多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与近日抗日事态的发展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由此可见，当时对于胡愈之到莫斯科是相当重视的。

胡愈之后来在《我的回忆》中写到：“到达莫斯科后，唯一来车站接我的就是潘汉年同志。我在那里没有熟人”潘汉年就此也介入西安事变中。

胡愈之在完成任务后，王明要求潘汉年陪同其一起回国。而后，两人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先乘坐国际列车抵达法国巴黎，后乘车到达马赛，在马赛乘船抵达香港。

在潘汉年回国前，王明找到他并给他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回国后单独完成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联络谈判的任务。二是，回国后设法找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将新编密码安全转交，以便恢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自长征开始后就已中断的通讯联系。

这两项任务的轻重缓急一目了然，在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已经很久，恢复联系迫在眉睫，双方急需立即建立电台联络互通有无，这关乎中共中央决策方针的制订和下一步斗争的方向，而前项任务只是双方在莫斯科的继续，需耗时日从长计议。

因此，按照常理，潘汉年回国后应该火速前往延安，将密码交给中共中央以免夜长梦多。

然而，在潘汉年在回国后一直在香港和上海间辗转多日，并未立即赶赴延安。在《潘汉年传》一书中写到：潘汉年在香港停留期间拜访和会见了多位香港各方面人士，积极宣传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实践的步骤，同时等待南京方面的回信和上海当时的情况反馈。

而耗费数日的抗日宣传，并不在此次回国的任务当中，更何况当时宋庆龄已经与陕北建立了秘密联络，据时任宋庆龄秘书的李云回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而潘汉年没有立即赶赴陕北寻找中共中央，也没有去找宋庆龄寻得帮助北上延安。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潘汉年还有一项秘密任务，此任务只能由其单独、且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就迫使其不得不展开各种抗日宣传来掩饰其在上海和香港间停留的真实目的，这项任务竟然比将密码交给延安更为重要。

1936年8月9日，潘汉年抵达延安，完成了密码传达的任务。而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一文中，讲述潘汉年在8月初先是到达西安停留几日，张学良与潘汉年几乎每晚都要见面，无话不谈，就连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会给潘看。

后来有一种说法，潘汉年在港沪停留期间，是为了完成张学良的秘密代表莫德惠密赴莫斯科，而这项任务很可能只有他和王明知道，因为在7月1日，潘汉年曾给王明发过一份秘密电报，这份电报没有使用与共产国际的直通电台，而是用密码信单独向王明汇报，这件事中央很可能并不知情，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表明潘汉年将这件事向中央汇报过，张学良更没有向中共中央透露过他的代表已经秘密到达莫斯科。

莫德惠秘密赴苏对中共中央造成严重威胁，潘汉年又始终保持沉默。中共中央对苏联新政策的真实态度以及与张学良频繁互动的重要情报，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莫斯科，其后果之严重显而易见。

三、抗战期间与汪精卫秘密会见。

潘汉年在1955年向中央坦白的事发生在1943年在南京见了汪精卫，其实见汪精卫只是个意外。他去见汪伪实际上是受华中局书记饶漱石的命令。

饶漱石

1943年4月，日本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扫荡”，饶漱石让潘汉年立即去上海搞情报，目的是搞清楚这次日军的“扫荡”的计划，以便我们有所应对。于是，潘汉年经过镇江抵达上海，胡均鹤接待潘汉年，并带潘来到了南京，见到了李士群。

李士群

李士群说汪精卫想见他，这可不是小事。汪精卫那时候是汉奸头子，跟他见面风险太高，但潘汉年琢磨了一下，觉得要是能从汪精卫那儿套出日伪的核心情报，值这个险。

汪精卫

其实，汪精卫和潘汉年的谈话没什么实际内容，汪精卫不可能拉潘汉年入伙，因为潘汉年没什么决策权，也不可能谈什么具体合作，其内容仅仅是汪精卫让潘汉年带个话，别跟老蒋合作了，其后李士群又给潘汉年引荐了自己的军事顾问日军华中派遣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

此次会谈的核心，只要新四军不在津浦路南段搞破坏，日军就愿意和新四军有一个缓冲地带。

而时隔12年，潘汉年都没有跟中央汇报这件事。

四、潘汉年与胡均鹤

在1963年对潘汉年审判中，有一项罪名是“内奸”罪，指出潘汉年通过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为台湾提供情报，这事儿与胡均鹤有关。

胡均鹤

1950年2月6日，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下令对大陆进行轰炸，地点选择上海。这次轰炸造成上海众多公共设施被炸毁，大量人员伤亡，史称“二六轰炸”。而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这次轰炸给新生的上海造成了巨大冲击，有人提出，国民党飞机之所以能够精确的实施轰炸，是有人向台湾传递情报，而矛头直指胡均鹤。

胡均鹤，1907年生于浙江镇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年仅16岁便独自一人赴上海求学。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18岁的胡均鹤便加入到街头抗议游行的队伍中，因表现活跃被吸纳为共青团员，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其后的大革命浪潮中，胡均鹤展现出过人的组织能力，他被派往江苏南通开展农民运动，短短三个月便从开始十几个人的农会发展到上万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负责地下交通工作。

1931年，因叛徒出卖，胡均鹤被捕入狱。在狱中，胡均鹤在严刑拷打中始终未暴露组织秘密，两年后经组织营救获释。这段充满热血与牺牲的经历，本应让他成为革命史上的正面人物，但他却在历史的岔路口中走向了歧途。

1934年，胡均鹤被派往福建苏区工作，而那时正逢红军长征，福建苏区陷入混乱之中。在一次反国民党围剿突围中，胡均鹤与组织失去联系，他辗转回到上海，因长期生活困顿，竟在1935年接受国民党中统招安，成为了一名特务。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人又反蒋投汪，随汪精卫投靠日本，担任日本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他的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

汪伪时期的胡均鹤，并非单纯的汉奸特务。他游走在日伪、国民党中统和中共三方势力之间，试图为自己日后留一条退路。1939年，他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提供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试探我方的反应。直到1940年，潘汉年通过一次关键的救助，才真正撬动他与中共的合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迅速转身，以“潜伏英雄”的名义回归国民党中统，摇身一变成为其上海地区的负责人！而在这一时期，他向中共提供的情报变得更加重要。1946年，他透露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部署，1947年提前通报国民党将查封《文汇报》，1948年提供特务潜伏名单......这些情报多次帮助中共地下党化险为夷。

在国民党撤退台湾前夕，他将国民党在吴淞口的布防图和特务潜伏的电台位置交给潘汉年，为解放军顺利接管上海提供了重要帮助。

上海解放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向上级汇报后，力主留用胡均鹤。在潘汉年的安排下，胡均鹤担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顾问，主要负责分辨特务照片、分析敌特网络结构。

但胡均鹤的身份特殊，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过往，这项任命始终存在争议。1950年初，上海发生多起特务破坏，有人质疑胡均鹤是否暗中配合，要求将其逮捕审查。潘汉年顶住压力，提出“用其所长、控其所短”的原则，继续让其参与情报工作，但加强对其监督。

1955年，潘汉年因历史问题被审查，胡均鹤作为与其有秘密联系的人物，随机被逮捕。

对于胡均鹤指控有三点：一是早年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和日伪；二是建国后利用职务之便，掩护潜伏特务；三是向台湾传递情报，导致上海被炸。

在这些指控中，叛变革命和投靠日伪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但关于“掩护特务”和“传递情报”的指控，却缺乏实质证据。从现存档案来看，胡均鹤确实没有主动为敌特提供情报行为，1950年上海轰炸的情报来源，最终被证实为另一个潜伏特务小组所为，与胡均鹤无关。

五、陈云推动潘汉年案平反

1978年12月，中央纪委恢复重建，陈云担任第一书记，开始着手纠正冤假错案，潘汉年案件成为重中之重。陈云曾与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共事多年，对其情况十分了解，认为潘汉年的“罪名”并不成立。

潘汉年主要有三条“罪名”，分别是1936国共谈判中向国民党低头、抗战期间与汪精卫会面成为汉奸、上海解放后向台湾提供情报。陈云针对这三条“罪名”进行了分析，指出；潘汉年与国民民党接触是受共产国际指令；若其为汉奸，必定会出卖上海和香港的组织，但这些直到解放都未受损；

至于说上海“二六”轰炸是他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报，陈云同志说，那是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国民党在上海统治那么多年，连杨树浦发电厂在哪儿都不清楚？还用你给他指目标啊！

1980年11月，廖承志在讨论历史问题决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与刘晓商量过，我们认为潘汉年问题可以说是个冤案。我正式严肃地建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重新审查！如果说潘汉年是汉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完全可以将上海、香港的组织出卖干净。但是，直到全国解放，我所了解到香港的电台、组织，一概毫无损失。上海方面，我问过刘晓同志，也同样一无损失或遭到破坏。“如果他是“汉奸”，你见过不出卖部下的内奸？”

1981年3月，中纪委对潘汉年案进行全面复查，认为潘汉年“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1982年8月，《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把潘汉年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应予彻底纠正。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判撤销1963年的原判，宣告潘汉年无罪。

潘汉年冤不冤？从功劳上看，冤。从纪律上看，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