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俄罗斯RT》7月24日报道，乌克兰多地爆发大规模抗议，数千人走上街头，高喊“耻辱”，以抗议总统泽连斯基试图修改法律，削弱国家反腐机构的独立性。
此事的起因是，乌克兰议会在泽连斯基的推动下，以战时应急为由火速通过法案，将国家反腐局（NABU）和特别反腐检察官办公室（SAPO）划归总检察长管理，而该职位长期由泽连斯基亲信出任。
这等于让本应独立调查腐败的机构，变成总统办公室的下属单位。
也就是说，西方监视泽连斯基的机构，被泽连斯基管理了，堪称倒反天罡。
随后，西方多国纷纷发声，甚至威胁不准乌克兰加入欧盟，冯德莱恩还专门打了个电话，要求泽连斯基解释清楚。
这场改革的导火索，是泽连斯基试图摆脱西方监管的深层意图。自2014年“颜色革命”以来，乌克兰的反腐体系便由西方资金、NGO网络和外派顾问深度介入，形成了一套“嵌入式监督”机制。
例如，NABU的调查程序需经国际专家审核，SAPO的重大案件需向欧盟驻乌代表团报备。这种“体外循环”的监督体系虽名义上打击腐败，实则成为西方干预乌克兰内政的制度性抓手。
改革引发的连锁反应迅速发酵。法案通过当晚，数千名抗议者聚集基辅独立广场，高举“耻辱”标语，要求恢复反腐机构独立性。利沃夫、敖德萨等城市也出现声援示威，这是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首次大规模反政府抗议。
抗议者的诉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反贪腐”，而是要求维护外国支持的监督体系——这种诉求本质上是特定利益集团对总统集权的反击。
西方的反应堪称激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紧急致电泽连斯基，要求“作出解释”；德国外长明确警告“限制反腐机构将阻碍乌克兰入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更发信警示，改革将损害乌克兰国际声誉，影响重建投资。
这种“外交总动员”背后，是西方对乌克兰战略价值的重新评估：若失去对反腐机构的控制，西方将难以通过“民主条件”捆绑乌克兰的战后重建进程。
这场抗议运动呈现出典型的“颜色革命”特征，与2004年“橙色革命”和2013年“亲欧盟示威”如出一辙。从动员策略看，抗议者统一佩戴蓝黄丝带（欧盟旗帜颜色），通过Telegram群组精准调度示威路线，社交媒体上#SaveOurNABU话题迅速登上热搜，这些操作手法与当年“橙色革命”中使用的“非暴力抗争手册”高度相似。
外部势力的介入痕迹清晰可辨。欧盟通过“欧洲民主基金”向乌克兰公民社会组织注入资金，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则为抗议者提供应急通讯设备。
前总统波罗申科的残余势力深度参与其中——其控制的“欧洲团结党”成员在议会投票时集体弃权，为法案通过制造程序瑕疵，随后又在街头煽动民众情绪。这种“议会-街头”的双轨操作，正是2014年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经典套路。
与历史案例相比，此次干预更具针对性。2014年“颜色革命”的目标是政权更替，而本次运动旨在重构制度安排。通过恢复西方主导的反腐体系，外部势力试图在乌克兰建立“永久监督机制”，确保战后重建资金流向符合西方利益。这种“制度殖民”策略，比单纯更换领导人更具隐蔽性和持久性。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反应耐人寻味。俄内务部早在5月就将泽连斯基和波罗申科列入通缉名单，指控其“在顿巴斯地区犯有反人类罪”。
这种法律层面的“精准打击”，既是对乌克兰政局动荡的回应，也为未来可能的政治博弈埋下伏笔。
这场政治风暴暴露了乌克兰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泽连斯基试图通过“战时集权”巩固统治，但其权力基础正面临多重侵蚀：战场失利导致支持率从2022年的78%跌至2025年的57%，议会内“人民公仆党”席位缩水至38%，地方寡头借反腐改革之名挑战中央权威。
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条件”与乌克兰国家利益日益冲突——欧盟要求乌方在入盟谈判中开放能源市场，美国则以军援为筹码索要50%稀土矿开采权。
经济困境加剧了政治脆弱性。俄乌冲突已造成乌克兰7749亿美元直接损失，国债从战前227亿美元飙升至2300亿美元，36%人口需人道主义援助。
泽连斯基的反腐改革本意是整合资源应对危机，却因触动西方利益引发反噬。更严峻的是，西方承诺的“马歇尔计划”至今未见踪影，乌克兰正沦为大国博弈的“经济殖民地”。
未来局势的演变存在多重变量。若泽连斯基坚持改革，可能引发西方进一步制裁，甚至失去军援支持；若妥协退让，则将丧失战时集权的合法性，为波罗申科等反对派重返政坛铺路。俄罗斯则可能利用这一契机，通过“法律战”和舆论战分化乌克兰社会，为推动停火谈判创造条件。
这场政治风暴本质上是乌克兰主权危机的集中爆发。在大国角力的夹缝中，乌克兰能否在“自主治理”与“外部依赖”间找到平衡，将决定其能否避免重蹈“颜色革命”的覆辙。
在全球化时代，单纯依附外部势力的“民主转型”，往往沦为大国棋局中的牺牲品。
参考资料：乌克兰多地抗议
三年多来首次，乌克兰为何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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