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台湾成为日本对外侵略前进基地。为巩固该战略要地，日本殖民统治者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在台湾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但遭到广大台湾同胞普遍抵制和反抗，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皇民化运动”主要内容

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曾言：“台湾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国防上都与我国有重大关系，倘若此地居住的日本人（指台湾人民）没有作为日本人应有的精神思想，惜力谋私，仅披着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经济方面暂且不论，国防上便如坐在火山口上”。“皇民化运动”正是为了使“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每一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指日本）台一如’境地”。

“皇民化运动”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强制推行台湾人文日本化

强制推广日语，使日语在全岛普及。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日本殖民当局首先从语言文字着手，规定台湾人民不准使用汉语和当地方言，否则予以处罚。为配合这一行动，它在各地增设许多日语传习所和“国语”学校。

强迫台湾人民改用日本姓名。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各级组织，强迫台湾人民改用日本姓名，要求台胞将祖先传下来的姓氏和父母取定的名字一律改换成日本姓名，不肯更改的，公教人员受撤职处分，一般居民则不予登记户口，也无法领到战时配给品。

强令台湾人民信仰和生活方式日本化。日本殖民统治者竭力推行日本神社崇拜，在各地大修神社，摧毁台湾民间供奉的神明，严禁祭祀，甚至连传统的春节、中元节亦遭禁止。它甚至要求台湾居民家中设置日式风吕（澡盆）、榻榻米等，并提倡穿和服。

突击对台湾人民进行皇民思想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里，为泯灭学生对祖国认同感，日本殖民统治者强迫学生接受日本“国民教育”，倡导敬仰天皇，宣扬“皇国对东亚及世界之使命”，同时不惜一切手段丑化中华文明。

在强制推行台湾人文日本化方面，日本殖民当局还设立一套标准，大致包括：“1.每一家属对日语之理解程度，及全家日常使用日语之情形；2.对日本国民信念思想、情感之状态以及实际上对日本国家之牺牲或日本社会之贡献情形；3.家庭生活方式实情，尤其关于日本国民生活之习惯程度；4.其它参考事项。”经审核，达到这些标准的台湾家庭由当局颁发认可证书，可享受各种优待权利。

（二）增产增收，筹集战争物资

为维持战争所需，“皇民化运动”一项极为重要工作就是增产增收，筹集战争物资。

首先，殖民当局发动各级组织，实行工业加班增产，农业垦荒增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除加强原有军事工业外，还特别注重炼铁、造船、化肥、水泥、纸浆、燃料、飞机制造、炭化物等各种工业。日本本土公司也急速在台拓展和生产。期间，日本钟宝公司在台开办台湾化学曹达工业公司，日本窒素公司开办台湾窒素肥料公司，台湾拓殖公司与三菱财阀合办台拓化学工业公司，产业设备营团在台设立分团、扩张煤铁及造船事业，日本轻银公司在高雄及花莲港两厂扩大炼铝事业，高雄制铁所及寿重工业公司亦极力扩张其炼铁事业。1944年台湾总督府年度预算中，与生产有关的新事业费就有三项：一为粮食增产费6600余万元，二为煤增产费303万余元，三为运输力增强费414万余元。此时日本对台增产计划，几已达到极限。

其次，在岛内发起储蓄报国运动、献金报国运动，发行公债，分摊军费等，以各种名目榨取台湾人民。强迫台湾人民认购兑换券和战时公债，将零星余款存入银行，将金银首饰售与殖民政府。在强制推行下，台湾储蓄额逐年增加。1938年储蓄额5000万元，1939年达1.5亿元，1940年达2亿元，1941年达2.3亿元，1942年达3.6亿元，1943年达4亿元。兑换券发行数额也飞速增加。1937年为11203.3万元，1938年为10001.867万元，1940年为19095.3万元，1943年达46000万元，是1938年4倍。 此外还发行各种债券，强迫台湾人民认购。

再次，在台湾厉行战时经济统制。尤其是大米，严格实行配给制。而所配给的大米又极为有限，一个月配给仅能勉强维持20天，很多人唯以野菜、树皮充饥。他们还在“皇民奉公”名义下，强迫台湾人民交出所有余粮，强迫农民按期缴纳大米、猪、牛、鸡、鸭、蛋、蔬菜、马草、月桃、相思树皮、羌仔树种等20多种战时物资，违者则要受到当局严厉惩罚。

（三）征兵征工

为弥补人力资源不足，日本殖民当局强征大批台湾人民当兵，上前线充当炮灰，或征作劳工，参加“战时劳动服役”。自1942年起，日本在台湾开始实行“海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据殖民当局报告，1943年仅依照该制度被迫登记的壮丁有31万余人，被迫投考陆军青少年各种学校的台湾学生有2000余人。1943年，总计达91万余人，即壮丁的76%，均已被迫登记。他们还诱迫台湾少数民族同胞参加“高砂义勇队”“高砂挺身报国队”，到环境极为险恶的南洋丛林地带作战。不少队员被迫担任冲锋“肉弹”而有去无回。1944年又在台强行“全台湾人民报国运动”，实行“征兵制度”，迫令台男凡18岁以上40岁以下，除残疾外一律分期入伍，训练4个月，分配于各战场补充。同时还规定，凡14岁以上60岁以下所有男女，都要劳动服务。他们还成立许多“拓南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增产挺身队”“特别劳动奉公团”之类组织，诱使台湾人民前往日本、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充当日军“通译”“军伕”，或直接征为劳工，为日军修建机场、军用道路和防空野战工事，有些去修建工事的劳工往往在工事完成后就被杀掉。

台湾人民普遍抵制和反抗

期间，广大台湾同胞抵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民族气节，抵制台湾人文日本化

如前所述，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强制台湾人文日本化方面，设立一套奖励标准，但至1941年底，全岛达到这一标准的家庭仅有171户。至战争结束，真正改用日本姓名的台胞仅占总人口9%。即使是为生存而改换日本姓名的，也往往将改换姓氏中烙上自己民族标记，以警示自己和家人不忘自己是中国人，如改“刘”为“中山”（隐含刘备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改“陈”为“颖川”（汉颖川郡为古代陈姓聚居地），改“魏”为“大梁”（大梁为战国魏都）等。对于殖民当局禁讲中文的命令，“所幸我台同胞父老数十年来含恨茹苦，而爱国之心未曾稍减，初则设书房传授诗书，继而书房被禁，而斯文之家，私聘教师从习汉文者比比皆是”。他们在被迫使用日语同时，并没有放弃自己民族语言。岛内知识分子也顽强地与日本殖民统治者抗争，以坚持中华民族气节为荣：“坚持我们汉家儿女传统精神，不被日本人同化而为日本皇民，乃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原则”，“在日本人淫威下总能像苏武在北海，一定能克服多种艰难而勇敢地苦守中华儿女的气节”。

（二）直接组织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

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战期间，日本对台湾采取更为残酷的高压监控，但是岛内还是爆发一系列反日武装斗争事件。如1937年11月宜南矿工700余人发生暴动，反抗日本军警压迫；1938年雾社人民被日本强征壮丁，大规模破坏日本军需生产和铁路交通；同年10月高雄、六甲等地相继发生袭击日警的反战暴动；1939年高雄农民反对日警强拉“军伕”而举行暴动；同年10月被强征入伍的“军伕”300多人在基隆港集中时突然暴动；1940年花莲、屏东、新竹等地人民组织反战团体，秘密号召台湾青年不要前往祖国大陆为日军作战；1941年凤山郡医师、台湾文化协会发起人吴海水和台南律师欧清石等知识界200余人愤起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反对侵华战争；1942年南投、竹山等地人民反抗日本殖民战时统治，发生暴动；1943年苏澳渔民70多人为协助盟国海空军轰炸台湾日军设施，在海上与美军潜水艇秘密接触；1943年台北高等学校学生密谋起义；1944年台湾帝国大学学生密谋响应祖国号召，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等等。这些斗争虽然都被日本殖民统治者严酷镇压下去，大批台湾爱国志士为此付出宝贵生命，但其影响和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一系列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清楚表明，面对殖民者高压与利诱，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并没有被奴化、被屈服，更没有变成日本殖民当局所设想的那种驯服于日本人、效忠于天皇的“皇民”。台湾同胞还极为关心祖国大陆人民抗日战争进展，“只要听到一点点好消息，大家就奔走相告，彼此勉慰。当台湾人民听到《开罗宣言》宣布后，都兴奋极了。到1944年初，这个消息便传遍全岛。各地人民都为自己的将来能获得民族解放而欢欣鼓舞……心里有说不完的无限的喜悦。” 此外，抗战期间许多台湾同胞还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大陆，直接参加了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广大台湾同胞抵制和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强制推行的“皇民化运动”，作用和意义不可低估。他们不屈不挠的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他们为夺取抗战胜利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广大台湾同胞顽强不屈的斗争，也为战后中国政府顺利光复和接收台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来源：《两岸关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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