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桂英，今年70岁。退休前是纺织厂的女工，一个月有6500块退休金，一个人住在这套老房子里，已经12年了。

老头子走得早，儿子王建军在邻市安了家，工作忙，一年到头，只有春节那一天才会带着儿媳赵丽和孙子回来坐坐，像完成一项任务。

大多数时候，这屋里只有我和墙上老头子的遗像面面相觑。日子像一潭死水，我只能靠手里不停的毛线活儿，一针一针地，把漫长的孤单织进去，再拆掉，再织进去。

直到我遇见了林秀莲。

那天，我常坐的那把老藤椅——老头子生前亲手给我做的——突然“嘎吱”一声，一条腿松了。我扶着腰，想把它搬到楼下，找个师傅修修。

街角，我看到了一个女人，蹲在个小马扎上，面前铺着一块破布，上面摆着锤子、钉子、胶水一类的工具。她面前的牌子上写着两个字：修鞋。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兼修桌椅。

她就是林秀莲，55岁，一口乡音。丈夫病逝得早，儿子在外地打工，她就靠着这点手艺，在街头零敲碎打地过活。

她看我一个老太太搬着椅子，赶紧过来搭手。她的手很粗糙，但干活却异常麻利。不仅把藤椅腿修得严丝合缝，还细心地帮我检查了其他地方，顺手加固了几个快要松动的接口。

我问她多少钱，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憨厚地笑笑：“阿姨，看您用这椅子挺爱惜的，有些年头了吧？给个材料费就行，5块钱。”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老人家用东西不容易，能用久一点是一点。”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

从那天起，我总找些由头去光顾她的“摊位”。家里的锅盖把手松了，旧柜子的合页掉了，我都拿去找她。

一来二去，我们熟络了起来。我心疼她一个女人家不容易，就跟她说：“秀莲，你要不嫌弃，每周来我家里帮我收拾收拾屋子吧，我给你开工钱。我一个人，也需要有个人说说话。”

林秀莲没推辞，她需要钱。

她手脚快得惊人，不出两小时，就把我那乱糟糟的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那些堆积的编织品，她一件件叠好，分门别类地放进柜子，嘴里还不住地夸：“阿姨，您这手艺不去开店可惜了。”

她来的时候，总会带点自家在城郊租的小菜地里种的青菜萝卜，说是“不值钱，图个新鲜”。我给她工钱，她给我带菜，我教她编织打发没生意的时光，她听我絮叨那些陈年旧事。日子，忽然就有了盼头。

我用自己的积蓄，在街边给她租了个小小的门面，又请人做了块招牌——“秀莲修补铺”。

林秀莲看到招牌那天，眼圈红了，对着我半天说不出话，一个劲地摆手：“阿姨，这可使不得，我哪还得起……”

我拉着她的手说：“什么还不还的，你就当是我入股了。这铺子，咱俩一起开。你负责修修补补，我这些毛线活儿，也放在店里寄卖。赚了钱，咱俩分。我不要你报答，我只要你陪着我，把这个店守好，别让我这晚年过得冷冷清清，就行了。”

小店开起来了。林秀莲的手艺好，价格公道，回头客越来越多。我的那些编织品，竟然也成了抢手货，不少街坊邻里都来预定。

直到一天我摔了一跤，晕倒了过去，晕倒前，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第二天清晨，林秀莲发现不对劲，赶紧找人撬开了门，发现我倒在地上，脸色苍白，气息微弱，奄奄一息。

她赶紧拨打了120。救护车呼啸而来，把我送进了医院。我的儿子和儿媳得知我住院的消息，只是象征性地打了个电话问候，却以工作忙为由，没有回来探望。听到电话那头冰冷的语气，我的心，彻底凉了。

从那天过后，秀莲照顾我饮食，我索性让她把主卧旁边那间一直空着的次卧收拾出来，让她住了进来。

我们每天一起开门，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盘算第二天的进货。我很久没有这么笑过了。邻居们都羡慕我，说我找了个不是亲闺女胜似亲闺女。我嘴上不说，心里却觉得，这或许就是老天爷对我孤苦半生的补偿。

国庆节，儿子王建军和儿媳赵丽毫无预兆地回来了。

一进门，看到家里焕然一新，以及正在厨房里忙活的林秀莲，他们的脸色就变了。

饭桌上，气氛诡异。我高兴地介绍着我和秀莲的小店，夸她能干，说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多么有滋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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