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9岁的河南小伙子，第一次出远门打工，到上海虹桥高铁站后打车去浦东，和网约车司机谈好了车资100元，但最后用手机扫码支付时手一抖，不小心付了1010元。

他察觉后向司机索要多付的910元，对方先是不予理睬，后来索性拉黑。不得已之下，他两天后到当地派出所报案，但警方只提供了车牌号，既没有提供司机的电话号码，更没有帮忙联系车主退款，还嘲讽他很傻。在绝望无助之下，他喝药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谁该为他的死负责？

微博上都在讨伐那位司机黑心，是悲剧的罪魁祸首，死者家属近日也将他告上法庭，然而从法律上说，其行为只能按“不当得利”论处，也就是刑拘几日，很难让他偿命。

也有人强调，那位办案民警的反应才是重要推手，应予以追责。同样是打的付车费时操作失误，6月27日台胞蔡女士在厦门16元车费实付160元，当地交通执法队员、公安民警不到10分钟就帮她追回损失了。

更讽刺的是，同样在上海，同样是网约车，一位台湾游客坐车时钱包遗落在车上，还同样是联系车主未果，但民警就帮他追回了。那为什么厚此薄彼？

更有甚者，还有人指责死者才应负起主要责任，理由是他太心理太脆弱了，言下之意，只不过是损失几百块钱而已，有什么想不开的，怎么就自寻短见了？

在这种指责受害者的论调背后，还有一种冷酷的沾沾自喜，那意思无非是说：“你那是没被社会毒打过，像我，这点挫败根本打不垮我。”

对此，微博上有一条短评很犀利地点明：那个年轻人之所以自杀，“不是对损失的失望，而是对社会的绝望”。

设想一下，19岁，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半大孩子，离别家乡，第一次踏足大上海，多半还怀揣着对这座大都市和自己未来的某种梦想，不曾想第一步就遭遇沉重打击。

老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就是因为一个脱离熟悉人际圈的人，最怕的就是在陌生环境中陷入孤绝的境地，遭到欺骗、打击、损失也不知有谁可以求助，甚至求助时非但得不到帮助，还被冷嘲。

对一个刚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这是足以冲击他人生观的毁灭性打击，很难不让他觉得上海这座陌生的都市对自己是有着敌意乃至恶意的。那远不止是钱的问题，而是心底里有某些东西无声地破灭了，就像站在一片荒芜之地中央，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么说吧，在这过程中，但凡遇到点善意，他不会死。因为在这种束手无策的绝境中，一点善意就可能是溺水者能抓住的一块浮木，好歹可以让他获得喘息的生机。

然而，在国内的城市，一个外来者要想得到善意的接纳，那你得足够幸运才行。

即便号称“来了就是深圳人”的那座都市，我一位朋友说，他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去深圳，结果却是被骗：他求职的那所学校开出年薪20万，说是要招五名专职教师，最后却一个都没录取，害得他花了好多机票、酒店的钱，到头来一无所获。

在国内旅游的人，无论多精明的人，只怕都很难不挨宰、上当。十多年前有一次，我去吉林市看雾凇，列车清早抵达后，跟着一位车上认识的风景摄影师一起去郊外的一个客栈。那边每天一个标准间包早餐100元，但吃完早餐后，我们临时有事决定不住了，就和老板说付了早餐费就走，不料她一开口说：“那你们俩，50元。”我们大吃一惊，那亏在自己事先没问清，到底也还是只能花钱消灾。

至于丢了东西要找回来，那就更难指望了。2007年到延安的第一天，我找了一家网吧上会网，结果临走时把相机忘在座位上，尽管出门不到一刻钟就意识到不对，赶紧回去，已经踪迹全无。找老板、调监控、报警，全然无用。只能自己宽慰：幸好钱包、手机和身份证至少没在那个相机包里，要不然才叫惨。

相比起来，在日本旅游可安心多了。 尽管日本人总给人一种彬彬有礼但冷淡的感觉，但身为外国人，经常能感受到来自不相识的普通人的善意。

在北海道的小樽，我背着包、拖着两个大行李箱去客栈。因为腾不出手来看地图，在下一道斜坡时一不小心走过头了，我察觉过来不对，只好再推上坡。这时有个日本老太太主动过来问我：“你迷路了吗？需要帮助吗？”我和她解释走错了一点路，但没事，我自己能行，她还是带我到那个路口才离开。

也是去年在北海道，苏打带着两个孩子从札幌去登别，不料那天刚巧遇到有人掉下月台，列车紧急停运数小时。酒店已经订好，她为了当晚赶到，不得不临时变更行程，改去坐大巴，结果忙中出错，又坐错了车。车开出了，她察觉不对，焦急之情形于色。司机看出不对，主动问她要去哪里，把她带到换乘的站点，才让她赶上了末班车。

至于丢东西，那更不用担心，在日本可以说丢不了东西。我家老二忘性大，丢三落四的，他的背包少说也丢过五六回，但无论是在房间里、大巴上、电车上、火车上，还是出租车上，每回都能找回来。

有一次在奈良，我们一家离开后才察觉老二的一个包落在房间里，但当时已经在火车上，只能晚间到下一处酒店后再让前台帮忙打电话。本来也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那个包里只是孩子涂鸦的本子，只怕会被当垃圾扔掉，只有我们自己才敝帚自珍。结果三天后包裹寄到，不但有老二的背包、我们忘在桌上的一根充电线，甚至老大的一双有点破洞扔在垃圾桶里的袜子，也捡回来洗干净一并寄上。

善意是一种社会资本，它难以积累，却易于破坏。在我们这个社会，善意就像是什么稀缺物资，通常都留给亲友，给陌生人以善意，难有回报倒也罢了，有时甚至被看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弱点。

我在上海也曾遇到过陌生人求助。1999年大学刚毕业不久，有一天，我吃完碗饭走出餐馆，有一男一女向我求助，他们看上去穿得相当体面，说自己绝对不是乞丐，只是从外地来沪后不慎遗失了钱包、证件，走投无路之下才出此下策：“你能不能给我们100元……不不，50元就行了，我们联系家人寄钱过来，有了钱立刻就还给你。”

我不是没怀疑过他们可能骗我，但万一他们真的是落难呢？一想到这，我决定赌一把人性的善，给了他们100元——那时我每月到手也才1500元。他们千恩万谢，一定要我留下联系方式。事后我和亲友说起，他们都嘲笑我是傻瓜，我当然希望事实能证明我不是——然而，那两人自此就杳无音信了。

我相信，像我这样遭遇过的人，不在少数。 “圣母心”在中国竟然成了骂词，岂是偶然？ 不止一次，我听到有朋友跟我谈起，说自己这些年是如何一点一点变得心冷心硬的，我完全理解。虽然我仍未放弃力所能及时拉人一把，但我格外痛恨自己的善良被人利用。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当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容不下微小的善意与温情时，我们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