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伪装成水壶的炸弹被抛向检阅台，血肉横飞中，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身中204枚弹片，日本公使被炸断右腿，海军司令眼球不翼而飞。

1932年4月的上海，硝烟未散。

三十三天前，“一·二八”淞沪战役落下帷幕，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日军进攻后被迫撤离。

此刻，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宣布：将在4月29日“天长节”（日本天皇诞辰）当天，于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

在中国领土上庆祝侵略战争的胜利——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

淞沪战场上，日军付出伤亡万余人的代价才勉强控制上海。

但谈判桌上的结果却令国人愤慨：《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周围驻防，而日军却可留驻上海。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公然宣布将在4月29日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地点就在上海虹口公园。

“在中国的领土上开侵略中国的‘祝捷大会’，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耻辱。”

消息传出，上海爱国军民群情激愤。时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陈铭枢秘密召集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商议对策。众人一致认为必须摧毁这场“祝捷大会”。

陈铭枢找到“斧头帮”首领王亚樵。这位令蒋介石都寝食难安的“暗杀大王”，在“九一八”事变后已将斧头帮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专杀日本人和汉奸。

王亚樵听闻计划后拍案而起：“此等国耻，必以血洗！”他当场承诺负责行动，陈铭枢提供四万大洋作为经费。

虹口公园位于日租界，日军戒备森严，规定只允许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中国人一律禁止进入。

面对这道障碍，王亚樵想到流亡上海的朝鲜爱国者。

王亚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其住所共商大计。

当时上海法租界内活跃着“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与安昌浩一直从事抗日复国运动。

双方一拍即合。金九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同志提供全部情报和经费，我们提供行动人员，这是共同抗日的义举。”

由于日军规定参会者只能携带饭盒和水壶，王亚樵委托上海兵工厂的朝鲜籍技师王雄（金弘一）特制炸弹。

留美工程师林继庸最终设计出二十个伪装成日产饭盒和军用水壶的炸弹。

金九物色到24岁的尹奉吉。这位来自朝鲜忠清道的青年全家被日军杀害，只身流亡上海，以街头叫卖为生。

当金九告知任务时，尹奉吉毫不犹豫：“为复国雪耻，虽死无憾！”

行动前四天，尹奉吉在韩国国旗下庄严宣誓：“我誓以赤诚之心，诛戮侵略中国的日军将校，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相机快门按下，历史定格在这一悲壮瞬间。

1932年4月29日清晨，虹口公园岗哨林立。尹奉吉身着笔挺西装，肩挎水壶，手执饭盒与太阳旗，从容通过检查。

他携带的“水壶”内装有五磅TNT烈性炸药，“饭盒”则填满增强杀伤力的弹片。

上午9时，庆典开始。白川义则大将、重光葵公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司令等数十名高级军政要员齐集检阅台。1.3万名日军官兵肃立雨中。

11时30分，阅兵结束，全场高唱日本国歌《君之代》。

礼炮轰鸣中，尹奉吉突然冲出人群，在距检阅台五米处奋力掷出炸弹。

炼狱般的爆炸现场：水壶炸弹精准落在白川义则脚下。随着震天巨响，检阅台轰然坍塌。

河端贞次（日本居留民团行政委员长）当场毙命；白川义则浑身嵌满204块弹片；重光葵右腿炸飞；野村吉三郎右眼崩出；植田谦吉中将左腿粉碎。

检阅台上血肉横飞，无一人幸免于伤。祝捷大会瞬间变成哭丧场，日侨争相逃命。

尹奉吉坦然被捕，面对酷刑仅一句：“此事我一人所为！”

爆炸后七小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冲进法租界普庆里4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地，但早已人去楼空。

日军悬赏60万大洋追捕金九，疯狂报复在沪韩侨，逮捕安昌浩等17人。

金九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虹口爆炸案系我主谋，勿伤无辜！”

在辛亥革命元老褚辅成帮助下，他辗转藏匿于浙江嘉兴。

尹奉吉在日本金泽英勇就义，年仅25岁；安昌浩被引渡至汉城处死。

蒋介石趁机拉拢这位“暗杀大王”，送去四万大洋。王亚樵断然拒绝：“我杀蒋介石，没钱也干！”

1936年，他被戴笠收买的叛徒诱杀于广西梧州，身中五枪两刀，脸皮被剥。

历史的天平震动：白川义则——日本陆军史上首个在战场被击毙的大将，5月26日伤重身亡。

日本天皇裕仁作悼诗哀叹：“丰功不可灭，留取长相忆。”中国报纸则大书：“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

此次事件迫使日军调整在华部署，此后天皇诞辰庆典再不许高级官员集中出席。

虹口公园的硝烟散去九十三载，尹奉吉就义前在法庭上的宣言仍回荡在黄浦江畔：“我一人之命，换白川一命，死得其所！”

当年金九避难的海盐南北湖，如今立着他的铜像，凝望着东海。

浙江嘉善的“金九避难处”陈列馆里，一件复制的军用水壶静卧展柜——壶身斑驳处，似还浸染着1932年上海春雨中的血色。

中韩义士以血肉之躯在黑暗中点燃的火光，终成燎原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