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日，外省某市的一个废弃工地发生了一起命案，给这个工地看大门的老头潘某被发现死在门卫室的写字桌下面。

报案的是管理这一片地段的一个负责人，他表示：“5月31日，我去工地找潘老头聊天，这个工地废弃好几年了，只有潘老头一个人看大门，我隔几天去巡视一次，都会找潘老头聊一会儿天。但是这天我到工地时，发现门卫室门锁着，不是关门的那种锁着，而是门上挂着一把大锁，我判断潘老头有事外出了，于是我就回去了。”

“第二天，我又来工地找潘老头，很远就看到门卫室外的竹竿上还晾着衣服，所以觉得潘老头应该在门卫室里。但当我走近时看到门上还是‘铁将军把门’，我敲了敲门，还是没有回音，于是我就找来一把榔头把挂锁砸开，本想推门进去，结果发现房门居然还反锁了，我一脚将门踹开，往里一看，立刻吓得半死，潘老头死在门卫室里，被扔在写字桌下面，身上盖着两块纸板，身上一丝不挂，头上全是血。我回过神来后就拿起手机打电话报了警——”

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经过初步勘查，认定是有人从窗户翻窗入内，将潘老头杀害后先反锁房门，再从窗户翻出后关了窗，再在房门上上了一把挂锁后逃离现场。除了在窗台发现蹬踏的痕迹，在室内发现一枚比较清晰的鞋印外，在现场没有发现别的指纹或者脚印等痕迹物证。

对住在废弃工地周围的住户的走访调查做得很到位，每一家都走访到了，事无巨细都问得很清楚，结果一无所获，也没有接到任何群众举报。

眼看案情陷入停滞，某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提出去上海把阎法医请来，因为他在上海学习的时候听上海的同行们几乎把“有刑案、找阎法”挂在嘴上，他也听过阎建军法医的讲座，觉得阎建军法医很牛，既然案情卡住了，去找阎法医应该不会错。

阎建军法医

6月4日，阎建军法医被请到某市，在仔细勘查完现场后，阎建军提出了三个“没有必要”。

1、歹徒为什么不从大门走进去，而是要从窗户翻进去，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走访得知，潘老头平素里一个人看工地很冷清的，随便哪个人来敲门他肯定光速来开门，并且会不容分说地把这人留在门卫室聊好一会儿天后才肯让人离开，他非常渴望和别人聊天。

2、歹徒杀了潘老头后为什么要把他藏在写字桌下面，还在上面盖上两块纸板？完全没有必要。杀人后走人就是了，何必多此一举？藏在写字桌下面难道就能藏得住吗？

3、歹徒杀了潘老头后为什么在反锁房门后还要再加一把挂锁？完全没有必要。

随后，阎建军在案情分析会上是这样说的：

“按照常理推断：歹徒不是激情犯罪，似乎是有预谋、有目的、有指向的。他应该是认识潘老头的，他为了掩盖罪行，尽量拖延被发现的时间才这样做的。否则如果是路过的随意杀人，是激情犯罪，就应该杀了人后立即逃走，不会再用什么东西来掩盖现场。”

“当然了，歹徒犯罪之后用东西来遮掩自己的犯罪行为，可能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本能，这个歹徒杀掉潘老头后，下意识地掩盖了现场，其实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如果是这么一种可能，那说明歹徒是初次犯罪，他以前并没有干过这样穷凶极恶的事情。”

“现场房间的窗户距离地面有1米多高，要翻上去是不容易的，要跳下来也不太容易，但是室内留下的那个脚印距离窗户的墙根足足有1.2米的距离，所以我认为歹徒的年龄很轻，只有年轻人才会一下子跨上1米多高的窗户，但凡上了点年纪的歹徒要跨上1米多高的窗户肯定要用凳子的。还有从窗户翻进室内能一步跳出1.2米，这说明歹徒很健壮，也很敏捷，这是年轻人的典型特征。”

“根据潘老头的尸检结果，他头部有创伤，不是刀斧砍伤，而是砖石之类的钝器打击形成的，砖头石块这种东西工地里到处都是，因此凶器就是就地取材。这就说明歹徒还是知道潘老头的，至少他了解到工地门卫室只有潘老头一个人值班，至少他了解到潘老头是个年老体弱的老头，他足可以徒手对付，根本不需要预先带作案工具。”

“阎老师，潘老头被发现时为什么是赤身裸体的呢？”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一名大队长询问道。

“有些男人晚上睡觉喜欢把衣服裤子全部脱光，尤其是北方人，这是一种生活习惯。潘老头一定是北方人吧？”

“没错，潘老头是东北来的。”

“那就对了，你提的问题提的很好，这正好说明歹徒进屋行凶的时候，潘老头正在睡觉，至少是躺在床上的，说明案发时是夜晚。”

“我看你们法医的尸检结果，潘老头胃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吃下去的东西已经消化到小肠以下了，在大肠里发现了粪便，说明潘老头要是一觉醒来，就得去大便了。因此我认为潘老头被杀时间是后半夜，不是前半夜。”

“废弃工地地处偏僻，周围没有公交车站，凌晨的时候也没有班车经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这个歹徒是住在工地附近的，他和潘老头无冤无仇，行凶目的是为了搞钞票。”

说到这里，有侦查员提出了不同意见：“阎老师，潘老头一个七十多岁的看门老头，每月看大门的工钱最多就400块钱，虽然他省吃俭用，身边也就存着几百块钱，哪个抢钱的不去抢西装革履的白领，会对一个穷老头子下手？”

“饥不择食！”

这时，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给阎建军递了一包刚开了封的香烟，他也曾经在上海听过阎建军法医的课，而且知道阎建军有非常重的烟瘾。

阎建军法医

阎建军抽出一支香烟点上并猛吸一口后说：“我推断犯罪分子是个档次很低的年轻人，非常缺钱花，是住在工地附近、极度缺钱、生活档次很低的年轻人。”

“阎老师，我们已经把住在这工地周围的人全部仔细排查过一遍了，非常细致，没有发现有人身上有嫌疑啊——”一名侦查员很不服气地说。

“我建议你们再次对工地周围的人员进行排查，这个罪犯一定是居住在这个工地周围的，不会错！”

当天阎建军就返回了上海，并很快把这个案子忘到脑后了。

6月6日，刚上班不久的阎建军接到了某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的电话：“阎老师，人抓到了。这个人姓周，他不住在工地附近，但是他女朋友家就在工地边上，他这段时间都在女朋友家蹭吃蹭喝蹭住。周某多年来一直吸毒，吸到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5月30日夜里周某的毒瘾犯了，想要搞钱买毒品，想到女友家边上工地有个看门老头身上攒了几百块钱，于是他就起身来到工地，从门卫室破窗而入，将熟睡的潘老头用砖头拍死，将尸体藏在写字桌下用纸板盖住，抢走了潘老头放在写字桌抽屉里的皮夹子里的543.5元钱后将房门反锁，跳窗出来后关上窗，用一把挂锁将门卫室的门在外面锁上，造成潘老头外出的假象……阎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哦，果然是‘饥不择食’啊，案子破了就好——”

上两图，退休后依然在为复旦大学法医系的学生上课的阎建军法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