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9月开始,尽管瞿秋白已离开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仍把他作为“共党要犯”重点搜捕。
对于瞿秋白这样的“钦定要犯”,谁家藏匿,一旦被国民党当局发现,不但免不了牢狱之灾,说不定还得杀头,但鲁迅为了保护瞿秋白却不惜以身试“法”。瞿秋白曾对人讲,鲁迅在他危难之中临危不惧地保护了他。
一
1932年11月的一天夜晚,瞿秋白和杨之华来到鲁迅家。当时鲁迅因母亲生病回北京去了,许广平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把她和鲁迅睡的双人床让出,请他们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一间朝北的大房间里住下。过了几天鲁迅回来,非常满意许广平这样的安排。瞿秋白和鲁迅有谈不完的话语,常常漫谈到深夜。对文化界的复杂斗争形势,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对帝国主义的横暴和九一八东北沦亡的哀愁,他们二人的见解十分一致。鲁迅年长瞿秋白18岁,属于两代人,是长者、前辈,但他们心灵相通,平等坦诚相处恰似同辈。
瞿秋白是担任领导工作的,一刻也不能耽误,一到环境许可,他就离开了鲁迅家。临走之前,他给鲁迅留下一首手抄诗: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在诗后说明,这是他青年时代带有颓唐气息的旧体诗。但若从“雪意凄其”之句来看,不正是对此时此地遭遇压迫的写照吗?而末句说“犹折梅花”,则是梅开十月,已属小阳春节气,也即“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意思。
同年12月9日,瞿秋白又以高价托人向某大公司买了一盒玩具,送给鲁迅、许广平的儿子海婴。当时他在经济上并不宽裕,鲁迅在不安中接受了这件礼物。瞿秋白还特意在盒盖上写明某个零件有几件,共几种等等,很详尽。又料到自己随时会有不测,说:“留个纪念,让小孩子大起来也知道有个何先生(“何先生”是瞿秋白住在鲁迅家时鲁迅家人对他的称呼)!”
二
1933年2月上旬的一天,得到情报转移的瞿秋白夫妇再次来到鲁迅家。当时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正在上海。2月17日,蔡元培派车来接鲁迅去宋庆龄寓所参加宴请萧伯纳的午宴。同席为萧伯纳、史沫特莱、杨杏佛、林语堂、蔡元培、宋庆龄、鲁迅共7人。
傍晚,鲁迅回来后便将在宋庆龄家的情况对瞿秋白讲起。鲁迅和瞿秋白都觉得:萧到中国来,别的人一概谢绝,见到的人不多,仅这几个人。他们痛感中国报刊报导太慢,萧又离去太快,可能转瞬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来华情况就会在报刊上消失。因此,最好有人搜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出成一本书。他们一拍即合:我们何不亲手来搞一下?于是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在各大小报摊都细细地翻阅当天的报纸。果然,各式各样的论调不一而足。于是鲁迅和瞿秋白在交换了意见之后,便亲自动手把需要的材料当即圈定,由杨之华和许广平负责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连夜编辑,鲁迅写序,以“乐雯”署名,在2月里交给野草书屋出版,这就是流传于世的那本《萧伯纳在上海》的书。值得一提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一本书出版后,鲁迅将全部稿费都付给瞿秋白,这对于瞿秋白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这回住了不久,2月底瞿秋白夫妇离开了鲁迅家。
三
鲁迅常常为瞿秋白的安全焦急,往往为之寝食不安,总想对他加以帮助。为了让瞿秋白有一个比较适合生活的安全环境,1933年3月,鲁迅亲自请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跟他一道往东照里替瞿秋白看房子。那里有一幢房子是日本人租住的。经内山夫人帮忙交涉,这个日本人同意将亭子间分出来租给中国人。住在日本人的家里总比夹住在中国人堆里要安静得多,可以避免被人盘查的麻烦。鲁迅满意地租下来后,便让瞿秋白搬来住。
这回瞿秋白夫妇搬到同属北四川路底的东照里,与鲁迅寓所相隔不远。在日常生活方面,鲁迅和许广平给了瞿秋白很多关照。后来,鲁迅的家搬到大陆新村之后,他们来往更加频繁。有时晚间,瞿秋白找鲁迅倾谈;有时,鲁迅与许广平给瞿秋白送去附近面包店烤好的热烘烘的面包。
瞿秋白在这样安定的环境中,创作了许多精美的杂文,如《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等等,还有其他的杂感文章。这些杂文,要么义正辞严地揭露了敌人的卑鄙无耻行径,要么一针见血击中敌人的要害,令敌人为之胆寒。
这些文章,很多是瞿秋白和鲁迅见面的时候,经过两人交换意见,修改补充,再由他执笔模仿鲁迅的写作风格和写法写出,用鲁迅笔名,由许广平誊抄后,再由鲁迅当着自己的作品投寄给《申报·自由谈》等处发表。后来鲁迅将它们编进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南腔北调集》中。因为思想相同、斗争目标也相同,又是两人漫谈的结果,其中也有鲁迅的意见在内,所以,写出来的文章就很相似,当时不仅读者看不出来,敌人也始终没有发觉这一点。这除了不让敌人有隙可乘之外,恰恰表现了他们友谊的亲密以及他们的战斗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精神。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下笔很迅速,住在她家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点为休息时间。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拿着牺牲午睡写好的短文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采与思想。
当时,鲁迅正和“新月派”论战,和“民族主义文学”论战,和“第三种人”论战,瞿秋白和鲁迅总是并肩作战、互相呼应。例如,鲁迅写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瞿秋白写了《狗样的英雄》;鲁迅写了《论“第三种人”》和《又论“第三种人”》等文章,瞿秋白便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他们的步调总是很一致。由于瞿秋白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为此鲁迅书写举世皆知的那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一联相赠,其内涵不言自明。
四
1933年6月初,瞿秋白夫妇从东照里搬出,跟冯雪峰同住。冯雪峰本来是在上海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一个通讯社工作,此时已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任宣传部长。瞿秋白和冯雪峰同住,是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意思。但不到两个月,省委机关被敌人发觉,牵连到他们的住处,他们必须在半小时之内撤离。情况十分危急。“到周先生家里去罢!”瞿秋白夫妇和冯雪峰都毫不犹豫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说出了这样话。当时是夜里,又刚好下大雨,瞿秋白夫妇各带了一点行李坐上黄包车分头出发了。
深夜2点左右,鲁迅和家人正在酣睡,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鲁迅要去开门,许广平拦住了他以后自己去开,想先抵挡一阵。后来从门内听出声音是瞿秋白,这才开门。瞿秋白刚进来不久,敲后门的声音又迅速而急迫地响起来,鲁迅夫妇想:糟了!莫非是敌人跟踪而来?还是由许广平先下楼去探听动静,这回却是杨之华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也是同志的小姑娘一同进来,原来是一场虚惊。瞿秋白又在鲁迅家里住了一段不太长的时间。
在这段日子里,鲁迅为了使当时很拮据的瞿秋白能得到一笔稿费,便请他编一本《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序言。瞿秋白一连几天阅读并研究鲁迅所发表的杂文,然后用了几个晚上将此书编成,该书序言15000余字。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尤其看重。瞿秋白这篇长篇论文,全面分析了鲁迅的思想,对鲁迅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那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鲁迅对于自己的杂文的战斗作用是有坚定的信心的,但在敌人种种压杀下,以及在进步的文艺界的忽视中,杂文的战斗力或多或少受到减弱。而瞿秋白的这篇序言,对鲁迅的战斗精神不失是一种支持和鼓励,同时也是对杂文这种战斗武器的提倡和宣传。
鲁迅将书稿送交北新书局后,即致信书局老板李小峰,说:“此书印行,似以速为佳。”这固然有他看重瞿秋白所作的序言这个因素,但急于在经济上帮助瞿秋白也是主要原因。出版后,鲁迅即给瞿秋白“编辑费”200元。
五
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寓所叙别,又在他家小住几日。瞿秋白走后,鲁迅常常挂念他的安危。
一天,鲁迅接到一封瞿秋白从福建长汀的来信。原来瞿秋白不幸被捕,起先他冒充医生,身份还未暴露,便写信来请求接济。鲁迅收到信以后,就和弟弟周建人一道设法从各方面筹资,打算买一个铺子,以此作担保去跟监狱当局交涉,以将瞿秋白保释出来。
因叛徒指认,瞿秋白身份暴露,于1935年6月18日英勇就义。由于消息的阻塞,鲁迅一时未能知晓,所以在7月30日和8月9日还在设法筹资营救。后来确信瞿秋白已牺牲,鲁迅在很长一段时期悲痛不已。
为了纪念这位“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知己,鲁迅怀着无限沉痛的心情与茅盾、郑振铎以及瞿秋白生前的其他几位好友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
其时鲁迅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但他抱病忍痛,殚精竭虑为此书操劳。一个月之后,30余万字的载有瞿秋白译文的《海上述林》上卷编就。
时至1936年,鲁迅的病情日渐加重,但他仍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编校《海上述林》上,并亲自作序。3月,鲁迅写好《海上述林》上卷序言。4月底,写成《海上述林》下卷序言。开明书店的美成印刷厂备好《海上述林》上卷纸型后,鲁迅亲自将纸型送到内山书店,托内山完造先生寄往东京印刷。
书名由鲁迅亲笔题签。此书以“诸夏怀霜社”署名,“诸夏”,即中国,“霜”为瞿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
《海上述林》下卷于年底印成时,鲁迅已逝世,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它的问世。
《海上述林》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极其珍贵的版本,也是鲁迅生前编辑的最后一本书。瞿秋白与鲁迅之间,其友情真可谓深厚无与伦比了。(作者:孟昭庚)
转自:共产党员网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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