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文革前夕，1965年3月16日，72岁的毛泽东沿京广线乘专列到达武昌，44天后离开武汉到长沙，之后他准备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5月21日，在湖南省委的安排下，由十二辆车组成的小队从九所出发，直奔托铺毛泽东专列停靠处。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湖南省相关领导登上专列。

专列上，毛泽东看着绿色、广袤的早稻，心情很是舒畅，他问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想到了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农业的判断，他说道，“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毛泽东说。

张平化有些严肃，“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毛泽东接着说。

“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

张平化在一旁用力地点头。

“大跃进”之困

1957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与第一次享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受到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和推崇，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威望达到历史空前的地步。但另一方面，毛泽东强烈的感受到中国经济落后造成的压力和束缚，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处境。

在他回国不久，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的祝词中，将毛泽东的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公布于全国，从此“赶超英国”就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宣战。

立刻，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干快上”的热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人民公社化运动也随即在全国迅速展开，甚至许多地方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

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被提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认为继续这样下去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有失控的风险，于是他和刘少奇着力推进“反冒进”工作。

到了1958年，在杭州和南宁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多次对“反冒进”进行了批评，更是点名批评了周恩来。

毛泽东严肃地警告道，“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他说，“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心劲，抬不起头来。”

在毛泽东看来，六亿多人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投入生产中去，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他说：“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但这种急于求成，违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事情，注定是要栽跟头的。

当然，毛泽东对于可能出现的乱象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他说：“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正确的(虽然有时说还要看几年)，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已经高涨起来，只要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这两级领导一年抓四次，开会研究，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就不会出大问题。”

然而问题很快就找上门来，政策下到地方，地方在执行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偏差。日积月累，农村中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开始凸显和泛滥，这让毛泽东很是不安。

他虽然是大跃进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也是最早察觉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中央领导人。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在听取部分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毛泽东提出要给“大跃进”降温。

面对一些高不可攀的经济指标，他斥之为“吹牛而已”，甚至鼓动下级“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当一位省委领导信誓旦旦地保证十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时，他反感地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

接着武昌会议，他再次对于在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表达出十分担忧。他说：“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在1938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今年提出12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

再后来，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在之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谈“纠左”，他严肃地说道，“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到了1959年6月21日，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再上庐山，准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他充满自信地预言：“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但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彭德怀的那一封信，掀起了惊天的波澜，纠左戛然而止。

对于大跃进的过程里出现了一些工作方式上的错误，毛泽东也曾主动承担这些错误，据记载，仅在1962年以前，毛泽东主动提出要承担责任将近十次。

但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不同，他认为彭德怀瞄准的是他的“总路线”，这是毛泽东不可能接受的！

但躲避不了的现实是工农业的生产都受到了一些影响，问题出现了就要找到病根去解决，但围绕着解决办法，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产生了难以愈合的分歧。

分歧初现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

在会议开始之前的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在北京，而是在江浙一带小住。他要到地方走一走，了解真实的情况，这是他一向的习惯。这一年多以来，关于国内的情况，毛泽东听到了太多负面内容，农业严重减产、工业计划完不成、农村的饿、病、逃、荒、死现象等等，一度以来，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

1961年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江苏省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等人的汇报，工业、农业、财贸等方面的恢复工作很有起色，让毛泽东耳目一新。

他对于国家形势的好转，甚为高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之后，毛泽东回京，一路上又路过济南、天津，听取了山东、河北、天津等地方负责人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诚恳地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他还着重提到了陈云，他说陈云在经济方面是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会上，他邀请了陈云三次讲话，但都被陈云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