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4日晚，你明天也去人民大会堂？”演播室里，摄像师老李探头问邓在军，她只是点头微笑。 距追悼会还有不到二十四小时，台里不少人接到任务，却没人想到这位平日里爱穿素色便装的女导演，会拿到写着“家属”字样的请柬。 1月15日上午，灵堂肃穆，花圈如海。邓在军排在亲属席最后一排，神情克制。仪式结束，她悄悄离开，会客室里却已经有人在等——领导听说“导演走亲属通道”，要弄个明白。 “我叫邓在军，周总理是我伯伯。”短短一句，把在场所有人震得说不出话。合作十几年的同事们回到机房，还在嘀咕：“真没看出来。” 故事当然不止这一天。要说缘起，还得从二十七年前的上海讲起。
1946年夏，16岁的周尔均同哥哥周尔鎏因学费难筹，被母亲送往上海寻找“七伯”。两兄弟摸到思南路26号，守门警卫将他们领进屋，只见秘书陈家康笑着说：“周副主席老念叨你们。” 楼梯口传来脚步声，周恩来和邓颖超快步而下。孩子衣衫旧，邓颖超伸手把他们环在怀里。周恩来扯了扯西装，略显歉意地解释：在上海得穿成这样，便于掩护工作。 谈到延安，兄弟俩热血上涌，嚷着要去前线。周恩来却摇头：代表团随时可能撤离，你们留下读书，更能帮到国家。分别前，他塞给侄子几套冬衣，还叮嘱“别让特务跟上”。
三年后，新中国曙光初现。周尔均参军入二野军政大学，随后跟随刘邓大军入川。部队文工团来支援，他第一次见到重庆姑娘邓在军。冬夜大通铺，棉被一排排，两人悄声说了几句家乡话，情愫萌生。 确定恋爱关系前，邓在军跑去问处长：“周尔均出身行不行？”处长挥挥手：“组织保证。”那时一句“保证”，比钻戒还管用。
1953年冬，周尔均火线入党，他把喜讯写信告诉七伯。没几天，西南边陲就飞来邓颖超的亲笔信，密密麻麻三页纸，勉励“多接近群众，勿负党员称号”。信件被他珍藏至今，边角早已泛黄。
1957年，海政文工团要调邓在军去北京，周尔均写信嘱咐：“到京后有人接你。”姑娘才知道男友“亲戚关系不一般”。抵京那天，她特意梳两条长辫子，等候中南海小轿车，结果来的是一辆蹬三轮。 西花厅里，周恩来问：“家庭出身？”邓在军如实回答“乡镇地主”。周恩来摆手：“出身无法选择，道路可以。咱们一起努力。”午饭只有二米饭、青菜汤，他还加了盘素炒鸡蛋招待未来侄媳。
春节后，姑娘被分到东海舰队文工团。秋天，周尔均乘慢船千里赴沪，两人靠一件绿毛衣办了婚礼。她常打趣：“这毛衣就是我的嫁妆。”
1959年，女儿萌萌降生，一家三口迁入北京。邓在军转业进北京电视台，成了建台第一批导演。她周末常带孩子去西花厅。一次饭桌上，孩子抓鸡蛋，邓在军急得敲她手。周恩来抱起外甥女，轻声道：“一岁孩子手就是工具，不必苛责。”邓在军脸红，却记住了“实事求是”四个字。
同年秋，周尔均探亲，撞见西花厅被秘书们刷白粉刷。他觉得焕然一新，周恩来却当场发火。等侄子劝解，周恩来只轻声背了一句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意思全在诗里。
正因伯伯管得严，两口子对亲属身份格外谨慎。邓在军在人民大会堂见到出差归来的总理，从不主动上前寒暄；回台后也绝口不提“亲戚”。邓颖超知道后赞了一句：“这样好。”
时间回到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的消息传来，西花厅门口悼念的队伍排到长安街。央视名单里，本就有邓在军——工作需要录制悼念纪录，但人民大会堂递出的请柬身份栏写的是“家属”。 追悼会当晚，领导把她叫到办公室询问。她坦陈身世后，又补上一句：“周总理常提醒我们，‘不要做清朝八旗子弟’，所以我没讲。”脸上仍是导演工作日那种淡淡的表情。
80年代，电视行业百废待兴，她把更多精力放在纪录片。为纪念伯伯诞辰110周年，夫妻俩拍摄《百年恩来》，走访中外人士四百余位，资料长到装满五只木箱。剪辑时，邓在军看着胶片感慨：“伯伯那么完美，可他自己只愿做普通人。”
如今提起那场追悼会，不少老同事仍说“想不到”。想不到的，是总理亲属在单位从不搞特殊；更想不到的，是他们把家风当成尺度，一守就是一生。那份克制、克己和克难的精神，才是这段往事最值得后辈牢记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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