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特务徐远举的女儿从台湾飞到北京，追问一句话：“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这不是一场寻亲，而是一起迟到18年的历史对账。

军统特务徐远举的生平与罪行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军统要员，最后死在囚室的冷床上，留下的疑问，却比他生前干的事还让人不安。

他叫徐远举，生于1914年湖北大冶，绰号徐猛子。

这个人最初是黄埔七期出身，跟蒋介石、陈诚一路系统培养出来的“青年干将”。

谁还记得那个“中央特警训练班”？这是军统培养审讯、暗杀、渗透高手的“黑校”。徐远举就在这儿练就一身狠毒技艺。

练什么？侦缉、劫杀、反间、逼供、下毒……这不是电影，这是实打实的特务训练。徐远举成了其中的尖刀，锋利得连敌我都分不清。

1945年抗战刚结束，他就被毛人凤提拔进军统局第三处，短短数月升为北方区区长，职位越高，血债也越深。

1946年，调重庆任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一上任就盯上了中共地下党。他干的第一件大事，是破坏《挺进报》。那不是普通一张报纸，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喉舌。

他用一整套“黑警法”：监听、钓鱼、监控、突袭，精准抓捕成善谋、江竹筠等骨干。

最狠的一次，1949年1月，奉毛人凤密令，他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亲自策划枪杀杨虎城将军及其秘书与家属共6人。

请注意，那可不是战场厮杀，是捆绑后的群体处决。这种事，徐远举做得冷静、利索，连后事都安排妥当，尸体挖坑填埋、现场焚毁血迹。后人把它叫“杨虎城遇害案”，但在军统档案里，它不过是“行动计划D”。

更骇人听闻的，是1949年“11·27大屠杀”。

那是国民党败局已定，重庆即将解放前夜。徐远举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他不准备撤退，而是要“烧毁重庆的红色根系”。

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三大监狱内，关押着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共300余人。他下令：“不准留下活口。”

他没用枪，而是用绳子，勒死167人。

有人统计，徐远举在任时，直接指挥或批准的暗杀、清洗事件多达数十起，死亡人数超400人。

一个时代的终结，往往是从一个人开始死去。1949年12月9日，重庆刚解放没几天，徐远举逃到昆明，本以为还能搭上蒋介石的“败船”，结果被起义将领卢汉一把抓住，原地送回白公馆。

他以为自己是军统大员，结果在台湾连撤退名单都没上。被谁抛弃？毛人凤。

被俘入狱与功德林改造生活

1949年底，被带到白公馆的徐远举，彻底傻了。

跟他一起落网的，还有沈醉、周养浩、杨纪琬。一个个曾在特务系统里呼风唤雨，如今穿着囚衣，蹲在水泥地上反省“功过”。真正让他们开始忏悔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功德林。

1956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成立，他们三人作为“重点改造对象”被移送进驻。谁去之前不怕？军统特务骨子里都怕死。但真进去了，才知道这是另一种“战斗”。

战犯改造不靠审问，而靠思想斗争、集体劳动、文化学习、批评检讨，这套机制看似“软”，但对这些杀人机器来说，像钝刀割肉。

徐远举曾写下《我的罪行实录》，里面这样说：

“我沉痛地悔过自己的罪行，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也难以慰藉革命烈士的英灵及其家属的心理创伤。”

他还说了句更重的：

“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听着是不是有些反差感？但你得知道，他不是在作秀，因为功德林不留活口，真不悔的，活不到三年。

起初，徐远举并不好对付，他是干过刑讯审讯的，听不得人说错话。一开学习会就训人，谁质疑他，他就翻旧账、扣帽子。结果自己被围着批了十多轮，后来，是文强压住了他。

文强，不是重庆那个公安局长文强，而是战犯中的“温和派”，主打心理劝导。他主动帮徐远举写检查、教他说人话，还揍了他一顿，不是动手，是骂到脸红。他骂：“你杀了那么多人，现在改不过脾气，改个屁？”

骂归骂，效果真有。

从那以后，徐远举变了，最明显一件是，他开始自掏腰包买《资本论》。

在当时，那不是普通书，而是“真想通”的标志，别的战犯买来做样子，他是真的逐页批注，有的页脚写满小字。

沈醉在回忆录里承认：

“当时战犯中自费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就算买了也是装装门面，但徐远举是唯一一个认真读、认真批的。”

你说他真心悔改了吗？没人能绝对断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活得越来越像一个“正常人”。

一个杀人如麻的军统头子，最后成了读书、种菜、洗衣、织毛衣的劳改囚徒。

他改了吗？还是装的？这个问题，也许得从他死那天讲起。

1973年突然病逝与周恩来的调查指示

1973年1月19日晚上，徐远举倒了。

他住在功德林战犯所的旧楼，晚上突然抽搐、手脚冰凉，同屋的人吓了一跳。犯病那天北京零下十几度。他白天才因为一件衣服和缝纫组争吵，激动异常，晚上又坚持洗了冷水澡，结果半夜开始高烧、血压飙升。

按说早就该送医院，可狱方犹豫了，19号发病，21号才送医院。

这两天干嘛了？监所怕深夜颠簸危险，耽误时机；再就是送医院要审批、备案、走程序。就是这一拖，直接拖成了“送医当日身亡”。

21日上午，他终于被送到北京复兴医院，医生诊断为脑溢血，抢救无效。59岁，终结。死得寂静，没人哭。

徐远举的死亡，按常规应报备政务系统，但这次，战犯管理所把病亡报告送到了周恩来办公桌上。周总理看完后，留下一句话：

“为什么19号发病，21号才送医院？”

不是不信病因，而是不信处理，就这句问话，公安部被动了。

调查很快展开，负责战犯医疗和监管的几名干部被叫去问话。有的说怕病情不稳送医途中出事，有的说请示时间太久，有的承认手续繁琐、流程复杂。

查到最后，结论是：拖延确实存在，但并非人为谋害，是判断失误、制度不通、执行不力。

可问题不只在死因，还有“前因”。

调查发现，徐远举当天与缝纫组起冲突，吵得脸红脖子粗，精神极度激动；再加上洗冷水澡、高烧未退，全身状况骤然崩溃。换句话说：死，是自己做的；救，是别人耽误的。

这个处理方式，让中央领导接受了，事情压了下去，徐远举的尸体火化，骨灰被暂存。

直到1981年，他的妻子马八妹赶到北京，把骨灰带回湖北汉阳县老家安葬。

风头过去，人也过去，但故事还没完。

1991年女儿徐继红的大陆之行

18年后，一个女人横跨台湾海峡，专程来到北京，她叫徐继红，是徐远举的女儿。

她第一站找的不是公安部，而是文强。

文强还记得徐远举这个人，两人当年在功德林打过照面，文强算半个老熟人，徐继红几乎是刚坐下就问：

“文先生，我父亲到底怎么死的？”

这个问题，让文强愣住了，他知道徐远举死于脑溢血，也知道那几天有些延误，可细节不清，他也说不准。于是他干脆写了一封信，寄给当年的监狱负责人姚伦。

姚伦，当年在功德林负责战犯管教，参与了徐远举抢救全过程，他一收到信，立刻回忆起来那年冬天的夜晚，冷、慌、迟疑，还有最终的病亡通知。

文强只是代传话的人，真正关键的，是姚伦。

几天后，姚伦见到了徐继红，这不是第一次有战犯家属来问死因，但像她这样直奔主题的，不多。

她说得很坦白：“不是追责，我只是需要一个死亡证明。”

这才是真事的关键。

她要一份来自大陆公安系统的正式证明，证实她父亲是在战犯监狱病亡。这个文件，她要拿去台湾注销户籍，然后申请抚恤金。

台湾方面有这样的政策：国民党时期的军政官员，如果不是被判刑处决，而是死于劳教或拘押期内，可视为“非叛国死亡”，其亲属可申请补贴。

这笔补贴可不小，姚伦听完后，没多说什么，他知道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家属的“后遗事务”。徐远举罪行确凿，中央对其定性没有争议，徐继红作为子女，有权利拿到相关资料。

于是他找出当年档案副本，写明死亡时间、地点、病因、抢救经过，加盖公章，交到她手里。

那一天，北京初春，冷风里她笑着说了句：“谢谢。”

她没提父亲的罪，也没谈母亲如何熬过这些年，她只拿走那张证明，坐火车回到广州，再转机飞回台北。

据说，那年秋天，她真的领到了台湾当局发放的抚恤金。

这件事没登报，也没人宣传，可它就像是一段历史的尾音，几十年的血仇，最后在一个政府公章和一笔台币面前，归于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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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沈醉回忆录》，沈醉著
《我的罪行实录》，徐远举原稿节选，载于《战犯改造纪实资料汇编》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