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俊杰：中书协注册书法教师、书法篆刻教育家、河北省金石学会理事、影视制片人、策划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在诗词创作、文创设计、图书编辑等诸多领域均有杰出成就。本期刊发王俊杰老师对作家田英的长篇小说《寻蝶》的读后评。

摘要：

本报告运用互文性、空间叙事及文化研究等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对作家田英的新作《寻蝶》的文本结构及其所嵌入的中山国文化场域进行考察。报告聚焦于作品对传统叙事范式的解构、其作为“未被编织的拼图”的空间形式特质，以及文本在当代河北地域文化表征中的开创性意义。

一、文本结构与叙事策略：解构与空间形式的生成

《寻蝶》呈现出显著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特征（德里达）。文本拒绝线性历史叙事与地域文化符号（如清真美食、摔跤手传奇）的惯常期待，转而构建一个“穿越时空的巨大拼图”。其叙事策略体现为：

多视角混合与碎片化叙事：通过视角的断裂与重组（巴赫金“复调”理论），文本模拟了历史认知本身的非连续性与多义性，迫使读者主动参与意义编织（伊瑟尔“隐含读者”理论）。

空间叙事主导：弗兰克（Joseph Frank）“空间形式”理论在此具象化。时间流被悬置，代之以并置的、有待关联的意象与场景（“一片一片，未被编织的拼图”），读者需在共时性维度中重构逻辑，其阅读体验被喻为“时空迷宫中阅读艾略特《荒原》”，暗合詹姆逊所述后现代主义的“空间优位”。

现实与幻境的互渗：“庄周梦蝶”与“盗梦空间”的隐喻，指向文本对稳定现实指涉的消解（博德里亚“拟像”理论），营造出一种认知论上的不确定性。

二、文化场域与历史表征：《寻蝶》作为“中山国”文化的文学拓荒

文本对“中山国”意象的深度发掘，置于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萨义德、霍米·巴巴）框架下审视，具有突破性意义：

填补表征真空：报告指出，尽管1974年中山王墓考古发现揭示了“储量巨大的文史富矿”，但中山国文化（青铜错金工艺、中山篆、城市规划图）在当代文学、影视及流行文化中处于严重的“表征缺席”状态，构成河北地域文化版图中的“盲点”。这与三星堆文化引发的全球性现象形成尖锐对比。

挑战历史话语垄断：作品聚焦“中山闫匠铸世家”，是对长期被主流史学叙事（以赵国为中心）边缘化的“千乘强国”的主动文学化重构。此举挑战了既定的历史知识生产体系（福柯“话语权力”理论），为被压抑的地方性知识提供了发声渠道。

地域文化网络的激活：《寻蝶》尝试串联定瓷、曲阳石雕、中山松醪、博陵崔氏等符号，暗示了一个潜在的、有待系统发掘的“中山文化”关联网络，其潜力可类比易县燕瓦当的文化辐射力。作品可视为一项文化实践（布迪厄），旨在唤醒沉睡的地方文化资本。

三、身体技艺与记忆书写：保定快跤的微观政治

文本对保定快跤（平敬义、常东升传统）的潜在关注，可置于身体政治学与文化记忆研究（阿斯曼夫妇）的交叉视角解读：

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身体：摔跤术不仅是武术，更是地方身份（尤其回族社群）与历史记忆的具身化实践（康纳顿“体化实践”）。清代《啸亭杂录》所载顾琮部卒以快跤制胜关西壮士的轶事，印证了其作为“非官方历史”的对抗性价值。

国家叙事下的技艺边缘化：报告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式摔跤”退出国家竞赛体系，导致保定快跤“人才凋落，盛况不再”，揭示了国家机制对地方性身体技艺的规训与选择性遗忘（福柯）。白鹤江教练的“义务教学”则代表了一种底层的、韧性的文化记忆传承努力。

文学表征的救赎潜能：《寻蝶》若对快跤进行细致文学呈现，将是对这项濒危身体技艺及其承载的社群记忆的一次重要铭写与激活，赋予其在宏大历史之外的微观叙事空间。

结论：

《寻蝶》通过其激进的后现代叙事实验（解构线性、构建空间形式），挑战了读者惯常的认知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它自觉地承担起“文化拓荒者“的角色，将长期被遮蔽的“中山国”历史与文化符号引入当代文学表征领域，填补了关键的地域文化真空。文本对保定快跤等微观技艺的潜在关注，则体现了对边缘化身体实践与文化记忆的文学救赎。该作品不仅是一次文学形式的冒险，更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实践，为激活河北被忽视的深厚历史地层、构建多元的地方文化认同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学动能。期待其成为“中山遗韵”奏响的先声，推动该文化如三星堆般引发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