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品方

孙中山在香港的事迹，应该让香港的大中小学生们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这方面香港教育界和文化界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孙中山在香港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他毕业于皇仁书院和香港大学。

孙中山在他逝世（1925年3月12日）之前两年（1923 年 2 月 20 日）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他当天的演讲对于我们理解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和香港大学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国1912年1月成立，但当年只是形式意义上推翻了满清帝制，各地军阀割据，中国仍然四分五裂。孙中山继续革命，致力全国的真正统一。1912年重组革命队伍，成立中国国民党；从那时起积极领导及参与反对各地军阀的革命运动，直到他1925年逝世，13年间四出奔波，积劳成疾，以59岁的相对短寿、过早溘然长逝。

香港作为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在当时的中国政治扮演了独特的角色。香港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孙中山回母校演讲，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香港大学的师生对他的革命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孙中山谦厚亲民、懂得感恩。那次演讲成为历史的见证，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思潮，表达了孙中山对国家前途的殷切盼望。他说，回到香港就像是游子归家。他又说，他的革命思想是早期在香港读书和生活的时候形成的。他对香港有高度评价，认为香港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性。笔者不少同窗来自皇仁书院及香港大学，我们谈起校友孙中山时，大都以他为荣、肃然起敬。

今年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笔者谨以此文，介绍孙中山的三份遗嘱，分析他临终前对国民革命和民族复兴的期许，对怎样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有现实意义。如果他能够起码多活几年，可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者轮不到蒋介石背叛革命、破坏国共合作。当然，历史没有如果。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他感谢香港对他的早年培育，香港更应以他的认同引以为傲。他被誉为“国父”相当合理，因为他替中国的国民革命、全国统一、独立自主、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奠定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基础、作出了伟大贡献。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群龙无首，内部出现严重分裂，以西山会议派和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以廖仲恺和宋庆龄为代表的左派，矛盾加剧。孙中山在世时一直致力于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推动和共产党的合作，联合苏联，扶助工人农民。如果他能够起码活到1927年，他很可能会努力调解国民党内的分歧，防止右派势力的崛起。这可能意味着蒋介石不会那么容易掌握权力，也不敢采取极端的专制手段屠杀共产党人、压逼工农群众。

孙中山非常重视国共合作，致力团结所有力量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与富强。可惜孙中山过早逝世。北伐初步成功、蒋介石上台后背叛工农群众，反对国共合作；自1927年4月12日起、从上海开始，以滥捕滥杀的方法“清共剿共”，你死我活，掀翻桌子，两党合作被彻底破坏。如果孙中山仍然在世，他肯定会坚持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避免分裂发生，有助于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各地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

孙中山提倡的民权思想强调协商政治和多党合作，蒋介石的极右统治采取高压专制和清剿异己。如果孙中山活到1927年，他肯定会继续推动协商合作、确保言论自由，民众广泛参与，维护工农权益，有助于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孙中山提倡的民生思想强调经济发展，主张通过土地改革和税收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照顾工农群众。蒋介石的右翼立场是支持资本和军阀的剥削榨取，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深。如果孙中山仍然在世，肯定会继续推行公平的经济分配政策、关注民生。百年前的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民的呼声是要求公平和平等，反对霸凌和压迫。

孙中山提倡的民族思想强调团结和包容，蒋介石的民族立场是建基于为权贵阶层和资本家服务、通过孔家宋家投靠美国。如果孙中山1927年还在，他会继续倡导包容的民族主义，避免社会撕裂，有助于维护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处。

如果孙中山能够多活几年，他肯定会维护国民党的团结，支持国共合作，推行公平的经济政策，倡导包容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开放和繁荣的中国。从他的遗嘱可以清楚明白他的治国理念。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逝世的前一天，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他签字确认了3份遗嘱。在签署遗嘱时，孙中山的手已经无力抬起，宋庆龄（32岁）跪扶着帮助他完成了签字。在场的还有孙科（34岁）、胡逸民（35岁）和汪精卫（42岁）。

孙中山的3份遗嘱，包括了对国家大事的交代和对家庭事务的安排。在《家事遗嘱》中，孙中山提到了宋庆龄。他临终前还特别嘱咐儿子孙科，要求他匡扶宋庆龄。

孙中山除了《家事遗嘱》之外，还有《国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笔者小时候，家母讲述孙中山的故事，教我念诵《国事遗嘱》，要求我熟读能解默。笔者现在仍然清楚记得，可以琅琅上口。《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以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家事遗嘱》是这样的 :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至于《致苏联遗书》，极其重要。孙中山表达了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就的赞赏，寄希望于苏联能够继续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他在1925年1月26日入住北平协和医院，自感可能会一病不起，于是在2月24日以英语口授了《致苏联遗书》，由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笔录，3月11日补签姓名。该遗书原件现存于俄国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核心内容体现了孙中山对中苏合作的期望和对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关切。《致苏联遗书》提到：《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正遗产。希望苏联以良友及盟友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而取得胜利》。

《国事遗嘱》的核心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强调遵循《建国方略》《三民主义》等纲领，推动国民会议召开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现唤起民众、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的革命理念。《致苏联遗书》聚焦中苏合作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延续，反映其晚年“以俄为师”的革命志向，十分关键；是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重要体现，是国共合作与中苏关系发展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历年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中，“国共合作、以俄为师、扶助工农”的话语一直被重点强调。1951年，李济深在纪念孙中山诞辰85周年时发表文章，表示孙中山遗书的理想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已实现，同时强调孙中山对中苏友谊的奠基作用。

《致苏联遗书》的形成过程，完全反映孙中山的本意。史料证实，它是由孙中山口授、鲍罗廷笔录，有多人在场见证，孙中山本人签字确认，原件保存于俄国档案馆，其真实性得到考据学界的认可。孙中山当日口授遗嘱时，宋子文、孙科、孔祥熙、何香凝、戴季陶等作为证明人签字确认。孙中山因不忍邻室宋庆龄悲泣，当天并未签字，直至3月11日自知时日无多，才在宋庆龄亲自帮助下在3份文件上签署，体现了革命领袖对遗嘱慎而重之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宋庆龄殷切托付的温情交织。

事实证明，孙中山是伟大的历史人物，极具慧眼。他对宋庆龄的期许，其后的历史发展充分体现他的判断正确。宋庆龄终其一生不负孙中山所托，忠于和中国共产党的交情、站在工农群众的一边、密切联系苏联、支持社会主义理想。孙夫人宋庆龄先生从1925年起矢志不渝，走过长达56年一段永不磨灭的光辉旅途；1981年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和廖梦醒（何香凝女儿）长期以来奉命负责照顾、呵护、关怀、协助及支持宋庆龄的起居和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她们两人带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参与建国伟业。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火车站，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到月台迎接。

1924年11月，周恩来（26岁）和宋庆龄（31岁）在广州初次见面。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特意邀请宋庆龄来军校演讲、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两人从那时起交往。宋庆龄在晚年回忆起两人初次见面的场景，提到“周恩来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级人物”，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评价周恩来“刚毅、坚强、端庄、典雅”，“中国的将来、可寄希望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毛泽东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曾建议宋庆龄出任国家主席，周恩来极力反对，认为非毛泽东莫属。结果毛主席众望所归。

1949年，中国国民党退居台湾延续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管治，本质上是地方割据政权，有待中央人民政府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收复以完成国家主权统一。今天我们回顾孙中山100年前的遗嘱，思路清晰、脉络分明。百年回眸，国共之间，胜负早定。笔者个人认为，现时70岁以上的中国国民党元老级人物（连战，吴伯雄，关中，王金平，洪秀柱，马英九；还有许历农、可惜刚在5月4日逝世），在中华民族大义面前、作为炎黄华夏子孙，应考虑为善降祥，驱恶逐辜；一念之差，背驰而迂；惟当自修，以返厥初。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伟大之处，在全心全意为国为民，因为毫无私念，所以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