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人剃度为僧时，总有老僧不停的问：“不干嘛干嘛，汝今能持否？”
小僧基本回答的都很干脆，唯有问及“不淫欲”时，问者稍显骚动不安，答者也犹豫不决。

可见人有七情六欲，其他都在可控之内，单单就是这一个“淫欲”，古往今来，又有几个高僧能持？

我们平时说起和尚，首先想到的并非其冰清玉洁，一尘不染，脑子里更多萦绕的是他们那乌七八糟的代号，什么“秃驴”呀、“淫僧”呀、“色棍”呀，理由很简单，我们所听所看的和尚大多品行一点不端庄，而且很多还很烂。

难怪做过几年和尚的明太祖朱元璋曾给过和尚这样不齿的评价：国家懒虫、民间蛀虫、色中饿鬼、财上罗刹！

推本溯源，东汉末年的桓帝应该算得上中国历史上首位信奉佛教的皇帝，他在位时，宦官专权，天下混乱，既无能于治理江山社稷，索性沉迷于佛法之中。

但他的痴迷佛教，并不等同于就是信仰，纯粹是为了找另外一个可以无忧无虑享乐的通天福地罢了。

桓帝以荒淫著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说他“帝多内宠，宫女至五六千人。”，在一些后代文人笔下，他就玩的更疯狂了，一旦兴趣来临，召几千个宫女集合起来，赤身裸体，命令属下臣子与她们肆意交流，自己则坐一旁，看的不亦乐乎。

可能是拜此等信奉佛教皇帝之赐，后辈佛教中人才会肆无忌惮，把好色发挥的淋漓尽致。

中途几个朝代，佛教没有起过多大风浪，淡淡的就走了过去。

直到唐朝及以后，佛教才趋于繁荣，僧人也异常活跃起来。
但令人惊诧的是，大德高僧挺奇缺，而妖僧、淫僧可就层出不穷，如滔滔之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拾。
最著名的当属辩机与冯小宝，前者模样俊俏，学问也不错，完全有成为高僧的潜质，奈何受高阳公主之惑，把持不住，惨遭腰斩。
冯小宝没多少学问，但人家是个猛男，先让某公主相中，翻云覆雨之后，又献给武则天，从此一步青云，吃香喝辣，再不用青灯古佛受苦了。
至于唐代的传奇小说里对僧人的描述，那就更不堪了，好的形象凤毛麟角，大半都是沉迷法术、热衷法术牟利的所谓“妖僧”。
宋五代文人的笔记，“淫僧”层层叠叠，比比皆是。
有个叫张怀素的和尚，当然可不是那个书法家怀素，他以“淫巧之术走士大夫们”，也就是说，以房中的污秽事整天教唆一些好色的达官贵人，后因为妖言惑众，官府抓他时，寺院居室，竟“有美妇人十余名。”
堂堂东京大相国里的有个叫澄晖的，他公然娶了娼妇为妻，并大肆宣扬标榜，说自己“没头发浪子，有房室如来，快活风流，光前绝后！”

五代时，有一高僧至聪禅师，悟透人世间一切凡尘俗事，已达无欲无求的境界。好事的士大夫想试他一试，招来风尘女子红莲，设计了一场邂逅。
谁知老和尚并非只是吃素，当晚凡心大动，与之成了好事，有诗赞曰：有道山僧号至聪，十年不下祝融峰。腰间所积菩提水，泄向红莲一叶中。

当然，这些文人的笔记是否在有意贬低僧人？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否定。
宋代官方《宋会要》统计，宋代人口和僧人比例为320：1，而同时代法学著作《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录的案件475个，仅仅因为涉及僧人的就高达16起，比例约为29：1，从此不难看出大家对僧人的偏见是有原因的。

至于明代以后，佛教进入了衰退期，它也渐渐泯灭了神性，变得越来越世俗，这与朱元璋对其深刻的理解分不开的。
世俗也就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挥想象的空间，任意编制口味很重的荤段子，去无所顾及的说僧道佛。

就连唐代诗人贾岛的名句“僧敲月下门”都给了人们的无尽遐想：人世间的庵观，大抵都是“酒肉法门、贪淫法家”，僧人夜晚敲门，无外乎要与尼姑幽会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