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似乎陷入了人工智能竞争的沼泽地。他们应该看到，人工智能的魔法正在使世界变成神奇的非牛顿流体，在没有搞清楚人工智能突破性发展的确切工作原理的情况下，仅仅出于过度焦虑和权力自信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往往适得其反，很可能使其越挣扎陷得越深。

2025年7月发布的《America’s AI Action Plan》标志着美国在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领域战略政策的一次重大转向。这份由T 政府主导制定的文件，不仅是一次技术蓝图的宣告，更体现了一种将AI发展全面国家化、军事化与地缘化的治理范式。在其所构建的政策叙事中，人工智能不再仅是通用技术的延续，而被塑造成新一轮全球主导权竞争中的“决定性武器”。但这些战略叙事在技术认知、伦理预设、治理逻辑与全球责任等方面存在诸多认知偏差和思维局限。

这份AI行动计划以极富政治渲染力的语言开篇，将人工智能描绘为“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与文艺复兴三位一体的文明飞跃”，宣称“谁掌握了最大的AI生态系统，谁就将主导全球标准，赢得经济和军事上的决定性优势”。此类语汇显然沿袭了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叙事结构，将AI发展嵌入国家安全、技术民族主义与文明优越性的框架之中。这种策略虽有其现实考量——尤其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但其隐含的对抗性逻辑无法构建AI作为“全球性问题”所需的协作性治理结构。

从政策设计角度看，该行动计划确实展现出一种高度协调的政府间动员机制。无论是对AI基础设施（包括芯片制造、电网重建、数据中心安全）的全链条式布局，还是对劳动力再培训、AI科研、开源支持与联邦政府AI部署的系统性推动，其技术路线图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与工程动员能力。尤其在推动AI基础科研、模型可解释性、系统鲁棒性、跨机构评估体系等方面，计划提出了与当下AI治理核心问题相契合的政策议程。

然而，这份计划在宏观理念与价值立场上却暴露出诸多深刻的认知偏差。首先，其对“监管”的敌意贯穿始终。报告多次指责拜登政府的AI安全行政命令为“繁文缛节”，并强调要取消任何涉及“去偏见”、“多样性”、“气候变化”的指引。在技术发展仍处于高度不确定与风险萌芽阶段的背景下，T 政府以“自由市场”为借口，主张联邦资金不得流向监管严格的州，其实质是将监管等同于阻碍创新。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技术治理哲学忽视了AI系统在医疗、司法、金融等高风险领域可能带来的社会性伤害。

其次，该计划在“意识形态中立”的名义下，实际上加剧了具有强烈政治化取向的价值排他性。例如，文件明确要求修订NIST的AI风险管理框架，去除其中涉及“气候变化”、“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DEI）”的内容，并规定联邦采购只能选择“无意识形态偏见”的模型。表面上，这一政策强调“客观事实”与“自由表达”，但实质上却是将“自由表达”限定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之下，并试图通过政府采购权力来重塑AI系统的价值观基础。这种做法不仅误导了人们对AI“中立性”的认识，也进一步加剧了AI系统输出在社会争议议题上的倾斜与不平衡。

在国际层面，行动计划进一步将AI发展外化为一种国家竞争与霸权重构的工具。该战略不仅主张通过“输出美国的AI全栈技术”构建“AI地缘联盟”，还大力推动对竞争对手的技术的全面遏制，包括强化芯片出口管制、遏制中资参与全球标准制定、限制竞争对手AI模型的市场扩散等。这种治理模式本质上是“技术冷战”的再生产，在全球AI仍处于标准混沌、能力不对称、伦理风险尚未厘清的阶段，它并非致力于构建一种“可共处的AI世界秩序”，而是以保护主义与排他主义为手段，以输出“美式技术主权”为目标。这种结构性做法可能导致全球技术生态的高度碎片化，削弱对可能具有高风险的通用AI与超级智能的跨国审议能力。

在劳动力与社会影响方面，尽管该计划承认AI对工作结构和产业链的深刻重塑，但其应对策略仍主要围绕“技能再培训”、“私营部门协作”以及“减税激励”等传统政策工具，缺乏对AI所引发的结构性不平等、算法歧视、劳动异化等更深层社会问题的正视。它依旧延续了20世纪工业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幻想，似乎只要足够多的投资与激励机制，就能自动生成一个AI造福全民的新黄金时代。而有关生成式AI在心理健康、社交关系、民主制度、认知偏差等方面造成的系统性挑战，在整份文件中几乎被完全忽略。

更令人警惕的是，文件中对AI能源问题与气候议题的回避甚至否定态度。在建设AI电力基础设施部分，政府一方面推动取消清洁空气法案、水资源管理法等关键环保审查，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推进对煤炭、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大规模复兴。这种做法以AI发展为借口淡化气候正义与可持续发展议程，在技术加速的名义下，将短期产业利益凌驾于生态伦理与长远社会安全之上，暴露出AI基础设施建设背后可能造成的“生态债务”。

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来看，《America’s AI Action Plan》虽然具有高密度的政策建议与机构设计，但整体上仍呈现出一种“技术中心主义”的治理视角。其政策机制更多强调技术—市场—安全三者之间的闭环耦合，却严重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机制与制度空间。没有独立伦理委员会、没有社会参与渠道、没有跨文化对话机制，AI发展因此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技术官僚主义工程。这种“去社会化”的AI战略路线，无疑与其所宣称的“服务人民”“普惠工人”目标相背离。

综上所述，《America’s AI Action Plan》并非一份纯粹的AI政策文件，而更像是一份融合了技术霸权主义、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国家战略宣言。它在技术配置与产业动员上展现出强大组织力，但在治理理念上却背离了AI作为全球性、交叉性与伦理性议题的多元本质。在一个日益互联、风险交织的世界中，将AI变成“美国制造”的单一国家项目，既是一种对全球技术治理共识的背叛，也可能在未来引发更加深刻的技术冲突与社会撕裂。

真正负责任的AI行动计划，应当从“AI作为全球公共品”的立场出发，在保障技术主权与国家利益的同时，充分纳入伦理、社会、公正、生态与国际合作等复杂维度的考量。唯有如此，AI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福祉的工具，而非另一场冷战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