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江西移民到湖南的历史,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明初声势浩大的“江西填湖广”。其实,早在宋朝,江西人就大量移民湖南,并开始改变这里的居民结构。
我先来讲一个故事。
清朝中叶,湖南安化人两江总督陶澍,前去江西公干。到了江西后,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自家族谱上记载,家族是宋朝时自“泰和圳上”移民到湖南安化,于是特意绕到泰和寻根问祖。他找来很多乡民询问,结果都不知道 圳上 为何处。有乡民说,县城西面二十里的有个地方叫枣树下,只有那里才有姓陶的。大喜之下,陶澍立即赶到那里。待对方拿出家谱一看,陶澍却大失所望,这个姓陶的大家族,是明朝才从其他地方迁到泰和,落户泰和的时间,还在自家先祖移民湖南的几百年之后,明显跟自己不是一支。
所以很多族谱上写着泰和的早禾渡、鹅颈大丘、圳上这些地名的人,要想找到自己先祖的确切故乡,是非常难的。
陶澍这个故事是一个引子,引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宋朝移民的历史。
我们首先来说说“开梅山”引来的移民潮。
关于北宋时期“开梅山”的故事,我之前已经写了一篇《湖南人为什么“霸的蛮”?新化和安化,彪悍的梅山蛮》,这一期我也附在下一篇,大家可以自行阅读。
开梅山,本来目的只是让本地的“梅山蛮”归入“王化”,便于管理并增加赋税,同时却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来开发这块以前的“化外之地”。
开梅山之后,新设的新化隶属于邵州(州治今湖南邵阳),安化两县归属于潭州(州治今长沙),朝廷除了给原住民耕牛等农资之外,还招募其他地方移民开垦。
梅山蛮原有扶、苏、向、兰、青、卜等姓,大族仅三姓有扶、向和苏。在移民涌入以后,人口结构迅速改变,开梅山以后,今北宋时期,当时的邵阳县(管辖今邵阳市区、新邵、邵东和隆回部分地区)和新化县,大姓增长到了23个,有刘、曾、王、杨、萧、钟、易、伍、谢、张、周、罗等。根据各自的族谱记载,这些姓氏有70%说自己来源于江西泰和。
这让人有疑惑,宋时的移民,并没有明初朱元璋那样的捆绑式移民,为何他们的来源地还会如此集中?
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姓氏是明初移民,修谱的时候,却把祖先来湘的时间提前到了宋朝。尤其有意思的是,明明是梅山“土著”的苏氏,在明朝万历年间修谱的时候,也把自己祖先说成了来自江西泰和,“于宋元丰年间,由江右吉州泰和圳上泛舟来游楚。”这种做法,估计是想摆脱一种“蛮夷”的身份。
按照现存的各种资料来看,“开梅山”时期的移民,应该不到10万人,再多就超出当地的土地承载能力了。
我们再来说说,宋朝时期,江西往湖南移民的第二个重点地域,湘南地区。
这个地区的移民来源是江西的吉州和赣州等地,移民开垦的地区为湘南的郴州、永州和衡州等地。
有意思的是,作为正史的《宋史.地理志》,对于江西移民到湖南的人也进行了“地域黑”。在“江南西路”的条文中,是这样描述吉州和赣州等地人;“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这意思是说,这里的人很凶悍,不注意礼节,尤其喜欢打官司,可能风气就是如此。
江西这两州的人迁到湘南以后,《宋史.地理志》在“荆湖南路”的条文中又呼应了一句:“而(荆湖)南路有袁、吉壤接者,其民往往迁徙自占,深耕穊种,率致富饶,自是好讼者亦多矣。”江西人迁到湘南地区以后,努力耕种,慢慢富了起来,但喜欢打官司的人也多了。
郴州等地本来是湖南比较早开发的地区,为何会有荒地?因为五岭地区瑶民众多,不时造反劫掠,朝廷又派兵镇压,自然人口少了,荒地就多了。比如《宋史》记载的宋孝宗时期:“郴州黑风峒寇李元砺作乱,众数万,连破吉、郴诸县。”
我们来对照一下《宋史.地理志》里各地的人口数据,就知道江西人为什么会移民到湖南了。我们先来看看江西的两个州。当时的赣州管10个县,但人口数据是这样的:“户二十七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口七十万二千一百二十七。” 吉州管8个县,“户三十三万五千七百一十,口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五十六。”
赣州有79万人,吉州有95万人。而当时的郴州呢?管六个县,“户三万九千三百九十二,口一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九。”江西的人口面密度几乎是湖南的五倍。
除了梅山地区和湘南以外,宋朝时期,江西往湖南移民还有两个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个是洞庭湖区,另一个是湘东的浏阳、茶陵、攸县和醴陵一带,他们通过湘赣之间的山道来到了湖南。洞庭湖区的移民以围垦居多,而茶陵、攸县和醴陵一带的移民,除了垦荒以外,还有不少手工业者。
根据《宋史.地理志》各府、州、军、监的人口相加,宋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湖南的人口为260万人,从江西过来的移民大约在50万人左右,占湖南总人口的20%左右。
这个数据当然不能和明初声势浩大的“江西填湖广”相比,但也是江西向湖南大规模移民的开始。
关于梅山的历史,敬请点击阅读下面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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