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底，重庆范庄。 “同志，我……我想找你们领导谈谈。”一个身着长衫的中年男人，声音里透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颤抖，拦住了一位正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这人叫李修凯，在山城解放后的这几天里，他几乎天天都在这附近徘徊，心里那杆秤，左右摇摆得快要断了。

重庆解放了。山城的天，换了颜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新生。但对李修凯而言，这天，是塌了。他不是普通人，他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少将，西南区副区长，顶头上司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毛人凤。他的职责，说白了，就是专门和我党作对的。就在不久前，他还信心满满地在重庆布置潜伏特务，做着“党国”偏安西南、卷土重来的大梦。

然而，梦醒得太快，也太残酷。隆隆的炮声一夜之间就从江对岸传了过来，那些昨天还在一起开会的高官显贵，转眼就提着金条细软跑了个精光。机场和码头挤满了逃亡的人，属于“党国”的时代，就这么稀里哗啦地散了架。李修凯收到了毛人凤从广州发来的电报，嘴上说着“总裁仍在大陆，务必坚守岗位”，可谁都看得出，这不过是最后的自我安慰。

大势已去，最现实的问题摆在了李修凯面前：怎么办？是跟着跑，还是留下来？跑，能跑到哪里去？留下，自己手上虽没直接沾染渣滓洞、白公馆的血，但作为特务头子，算起账来，脑袋够不够掉的？就在这要命的关头，他看到了解放军张贴的布告，听到了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后受到宽待的消息。共产党的政策，似乎并不像他们内部宣传的那样“青面獠牙”。

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李修凯最终还是走进了公安部的门，交出了自己的配枪、黄金和一份长长的悔过书。接待他的，是公安部政保处的张若千处长。张处长没有怒斥，也没有客套，只是平静地告诉他，既往可以咎，但前提是，你得有立功表现。

李修凯是什么人？在军统一路爬到少将，靠的就是眼光和手腕。他立刻明白了，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开始奋笔疾书。几天时间，他写下了大量关于军统内部组织架构、人员构成、联络方式的机密情报。而这其中，分量最重的一份，是一张长长的名单。

这张名单上，不仅有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更有一些让公安部同志们都感到震惊的名字——中共的叛徒。

拿着这份名单，公安部的侦破工作像是按下了快进键。一个个潜伏电台被端掉，一个个特务被精准抓获。重庆的地下敌特网络，在李修凯的“帮助”下，被撕得七零八落。鉴于他重大的立功表现，军管会兑现承诺，对他实行了宽大政策。他不仅重获自由，生活上也得到了妥善安排。

有意思的是，李修凯回家待了没几天，又自己跑回了公安部，主动要求留下来帮忙，做一些策反和甄别工作。或许对于这个混迹官场半生的老特务来说，这种忙碌和被需要的感觉，远比无所事事的清闲更让他心安。

就在1949年的最后一个月，一天傍晚，李修凯办完事走在回家的路上。街上行人匆匆，他无意间一瞥，一个熟悉的背影让他心头猛地一跳。那人穿着打扮很是讲究，正悠闲地踱进一家茶馆。李修凯不敢确定，悄悄跟了上去，躲在街角暗中观察。

天色渐晚，那人从茶馆出来，又晃晃悠悠地进了一家酒馆，点上几个好菜，自斟自饮，好不快活。直到酒足饭饱，那人哼着小曲走出来，李修凯才终于看清了他的脸。没错，就是他！冉益智！

这个名字，对于了解重庆地下党斗争史的人来说，如雷贯耳。冉益智，曾经的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位高权重。被捕后，他当天就成了叛徒。为了向敌人邀功，他与另一名叛徒刘国定（市委书记）争先恐后地出卖同志，导致江姐（江竹筠）、李青林等大批坚贞的革命者被捕，重庆乃至整个川东的地下党组织，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同志鲜血的无耻叛徒，连军统内部都瞧不起他。重庆解放前，国民党根本没想过要带上这个“累赘”，他被像垃圾一样丢在了重庆。李修凯万万没想到，自己会在大街上撞见这条“大鱼”。

那一刻，李修凯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上涌。这不是私怨，这是天赐的、足以让他彻底洗白自己的“功劳”！他强压住激动，看着冉益智摇摇晃晃地走远，瞅准一个没人的巷口，猛地从暗处冲了出去，用尽全身力气从背后死死抱住冉益智，大喊出那句载入史册的话：“冉益智，你这个大叛徒，快跟我去公安局自首吧！”

李修凯常年患有肺结核，本就体弱，哪里是冉益智的对手。冉益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下搞懵了，反应过来后，几下就挣脱开，反手将李修凯推倒在地，恶狠狠地骂道：“我是叛徒，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军统少将，一个中**叛徒，两个身份错位的人，就在解放后重庆的街头上演了这么一出荒诞的“贼喊捉贼”。两人的撕打和叫骂声很快引来了巡逻的民警。到了公安部二处，李修凯立刻亮明身份，并指认了冉益智的真实面目。

结局毫无悬念。经过公审，大叛徒冉益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李修凯，因为这次关键的检举揭发，再次立下大功，不仅彻底获得了宽恕，还得到了组织的嘉奖。他继续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段时间，直到身体实在撑不住为止。

1952年9月9日，李修凯因严重的肺结核医治无效病逝。他的一生，从“党国忠臣”到“王朝贰臣”，最终在一个他曾经拼命反对的政权里，找到了一个相对体面的收场。历史的吊诡与人性的复杂，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