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瑞典，这个曾与中国互惠互利的北欧国家，为何看我们处处不顺眼？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早在2020年，就有85%的瑞典民众对我国持有负面看法，这个比例在西方国家里算是拔尖的。

实在让人想不通，两国隔着万水千山，没半寸领土纠纷。宜家、H&M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怎么扭过头，瑞典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就飙到了八成以上？

亚洲人被恶意标签化

说起来，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笔埋藏了几百年、越算越复杂的陈年旧账。

18世纪，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现代生物分类学之父。他给花鸟鱼虫分门别类，也顺手给人类划了几个“变种”。

就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自然体系》里，亚洲人被贴上了“黄种人”的标签，并配了一个拉丁词“luridus”。

这个词，今天听着没什么，但在当时的欧洲文化里，它可不是什么好词，带着蜡黄、病态、不祥的意思。就像一个丑恶的标签，永远的贴在了亚洲人身上。

那时，欧洲人刚敲开世界的大门，对神秘的东方心态很矛盾。一边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国度，一边是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冷脸。

从好奇、崇拜、到碰壁、受挫，直至最后变成了轻视和傲慢。

林奈的“科学”分类，恰好给这种傲慢找到了理论依据。它不经意间搭建起一个金字塔，白人站在塔尖，其他人种则被视为有缺陷的次等存在。

这种观念，就像一个写入底层代码的BUG，即便后来种族理论被批得体无完肤，它也依然在潜意识里代代相传。

中国瑞典的经贸“过往”

奇怪的是，明明带着这种历史偏见，瑞典反倒是新中国最早的“朋友”之一。

1950年，当整个西方世界还在对红色中国观望、甚至敌视时，瑞典率先承认了我们，并迅速建交。

接下来的几十年，两国关系确实不错。爱立信、沃尔沃大举进入中国，我们则从瑞典学习技术和管理经验。

那时的瑞典，看中国就像看一个听话又好学的穷亲戚，既能从你身上赚钱，又能满足自己“帮助弱者”的道德优越感。

一段看似和谐的“蜜月期”，经贸是主旋律，文化交流是点缀，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但这种和谐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你得一直当“学生”。

在中国经济腾飞之后，我们从一个需要被指导的“穷学生”，摇身一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瑞典人的心态崩了。

过去，中国是廉价的工厂，是广阔的市场，是他们财富故事里的重要拼图。现在，这块拼图不仅自己会发光了，甚至开始在产业链上游跟他们抢位置。

那种“蛋糕被分走了”的失落感，和“你怎么敢比我强”的错愕感，交织在一起，很容易就演变成一种尖酸的敌意。

而瑞典这种体量不大的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敏感。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会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动摇他们引以为傲的福利社会根基。

瑞典内部问题外部化

如果仅仅是经济竞争，还不足以解释那种深入骨髓的敌意。更深层的原因，要从瑞典自己家里找。

作为一个人口仅千万的国家，瑞典近年来接收了数十万中东和非洲难民。

这种“圣母心”爆棚的人道主义姿态，的确为它赢得了不少赞誉，但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犯罪率飙升，福利系统不堪重负，文化冲突日益尖锐。瑞典民众的不满情绪像高压锅一样，急需一个宣泄的阀门。

这时候，遥远的中国就成了一个完美的靶子。

中国体量够大，可以被塑造成“威胁”。于是，瑞典的政客和媒体，心照不宣地把中国当成了转移内部矛盾的“排泄口”。

毕竟，只要把枪口对准中国，民众就不会盯着国内的烂摊子了。

当今世界，最大的戏码是中美博弈。瑞典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选边站是必然的。

尤其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它更是铁了心要抱紧大腿，在安全、科技、贸易等所有领域，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围堵中国。

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大合唱里，瑞典不仅要跟唱，甚至想当那个嗓门最大的领唱。

既是向“大哥”表忠心，也是为自己换取一点可怜的安全感和国际舞台上的存在感。

2020年，瑞典成了欧洲第一个彻底关停所有孔子学院的国家，连带着孔子课堂也一并扫除，这无异于公开的文化宣战。

还有那则臭名昭著的辱华电视节目，用中文赫然写着“禁止随地大便”的标语。

以及H&M跟风抵制新疆棉花的闹剧……桩桩件件，都像一根根刺，扎在中国人的心头。

说到底，历史三个世纪的积怨，不是一两天能解的，得靠时间和行动。

中国主张同全世界做朋友，但也不会卑躬屈膝的求任何人。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