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肝癌负担愈演愈烈

肝癌作为全球第六大常见癌症和癌症相关死亡第三大死因，负担日益严峻。2022年全球新发肝癌约870,000例，若不改现有防控态势，未来发病率将几乎翻倍，2050年新发病例将超150万。HCC占肝癌的80%以上，其发病、进展与肝炎病毒（乙肝病毒HBV、丙肝病毒HCV）、酒精滥用及代谢异常密切相关。尽管针对乙肝、丙肝的防治和肝癌早筛策略不断成熟，但新兴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NAFLD）引发的代谢相关脂肪肝炎（MASH）正助推肝癌发病结构转变。HCC早期多无症状，晚期时治疗选择受限，5年生存率仍低于30%，部分区域甚至不足5%。现有防治体系存在地域、经济及社会资源鸿沟，远未实现防治公平。

二、减排目标与潜在效益

该报告通过建模分析明确了遏制HCC负担上升的关键减排目标：

基础减排目标：为逆转全球肝癌新发病例增长趋势，需实现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每年至少 2% 的降低。这一目标的设定基于对 1990-2021 年全球肝癌发病率趋势的分析，若维持当前趋势，2050 年新发病例将增至 152 万，而 2% 的年减排是阻止这一增长的最低阈值。

图：预计2050年的新病例数和死亡人数

差异化目标：对于已观察到 ASIR 下降的地区（如中国 1990-2021 年 ASIR 年均下降 0.3%），建议更激进的 5% 年减排目标，以加速减轻疾病负担。

潜在效益：若 2022-2050 年全球实现 2%-5%的年减排，模型预测可预防 880 万 - 1730 万新发病例，同时挽救 770 万 - 1510 万生命。这一效益的测算结合了人口增长、老龄化趋势及风险因素控制的潜在效果，凸显了积极干预的重大公共卫生价值。

图：1990年至2021年按国家或地区划分的肝癌负担的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s）

三、传统与新兴风险的博弈

该报告对 2022-2050 年 HCC 病因构成的预测揭示了风险因素的动态演变：

病毒性肝炎占比下降：乙型肝炎病毒（HBV）仍为首要病因，但占比从 2022 年的 39.0% 降至 2050 年的 36.9%；丙型肝炎病毒（HCV）占比从 29.1% 降至 25.9%。这一趋势与全球 HBV 疫苗普及（如新生儿接种）、HCV 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的应用密切相关，但非洲等资源有限地区的防控滞后可能减缓下降速度。

图：2022年、2035年和2050年按病因预测的肝癌分布

非病毒性病因占比上升：酒精相关 HCC 占比从 18.8% 升至 21.1%，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相关占比从 8.0% 升至 10.8%。这与全球酒精消费增加（如欧洲人均年饮酒量达 7.6L）、肥胖和糖尿病流行导致的代谢性肝病激增直接相关，且 MASH 已成为高收入国家（如美国、欧洲）HCC 的快速增长病因。

四、风险因素控制的巨大潜力

HCC 具有高度可预防性。报告指出，至少60%的HCC 可通过控制可变风险因素避免，这些因素包括 HBV、HCV、酒精滥用及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以 2022 年为例，全球新发病例 87 万，其中约 54 万例（占 62%）可通过有效干预预防。例如，普及 HBV 出生剂量疫苗可减少母婴传播，HCV 筛查与治疗可降低慢性感染进展风险，酒精管控与代谢疾病管理可遏制非病毒性 HCC 增长。

五、筛查和诊断的重要性

早期筛查和诊断对于提高HCC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要。尽管如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尚未常规实施HCC筛查，即使在建立了筛查计划的地方，由于社会和技术原因，参与率仍然很低。需要加强教育、提醒系统、外展策略和物流改进，以克服筛查的社会障碍，并开发更有效、更方便的筛查技术。

六、治疗进展和挑战

过去十年中，HCC的治疗方法取得了显著进展，提高了患者的治愈机会和生存率。然而，全球在HCC治疗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在亚洲与北美和欧洲的医疗中心之间。此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药物可及性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需要缩小这些差距，以实现不同地区治疗的同质化，并改善治疗的可及性。

七、预防策略的挑战和建议

HCC的流行趋势告急，肝癌病因结构正在发生深刻演变。乙肝控制虽见成效，但新的代谢相关肝癌患者持续增多。在全球范围内，肝癌的预防、早筛及治疗依然面临巨大挑战，尤其是资源匮乏区域亟需精准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医疗资源投入。建议各国根据当地流行病学制定自己的预防策略，并通过政府主导的努力，协调行业、医疗服务提供者和专业组织，克服预防措施实施的障碍。

尽管已有有效的预防措施（如HBV疫苗接种和HBV、HCV感染治疗），但公众意识不足，疫苗接种和治疗的可及性有限。此外，随着MASLD相关HCC发病率的上升，控制HCC危险因素需要提高公众意识，通过政策和社区观念的改变来促进健康环境。

HCC属多重致病因素交织的疾病，提供了通过疫苗普及、病毒检测治疗、生活方式干预及环境治理有效预防的巨大潜力。治疗层面，手术、局部消融、介入放射及系统免疫治疗的快速发展，赋予晚期患者更长生存期和更好生活质量。

然而，区域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均衡，尚未实现规范化的多学科联合诊疗及姑息体系。各国政策制定层面对新兴肝癌风险认识不足，也限制了相应干预的推广。AI及精准医疗技术虽初现曙光，但临床应用仍待大量验证。

总之，全球HCC负担的有效控制需多维度联动，政府政策引导、医疗系统优化、公众教育普及及患者赋能共同发力。未来应加快疫苗接种和病毒清除进程，严格落实筛查和早诊；积极探索代谢相关肝癌的个性化风险预测模型和血液筛查技术；促进先进治疗手段的公平可及。同时强化生存者支持体系，推动政策法规支持，持续填补医学与卫生服务的空白，将是肝癌防控转折的关键。

参考资料：

[1]Bray F, Laversanne M, Sung HYA,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2: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24; 74: 229–63.

撰文 | 梅斯医学

编辑 | 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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