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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习得追踪研究：话题与方法

李成陈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本研究从话题和方法两方面对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追踪研究进行系统性综述。对48篇文献的分析显示，现有研究主要聚焦情感类个体差异因素，对学习行为和学习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研究多采用基于量化研究、混合研究方法的描述类研究设计；多采用便利抽样，样本量差异较大；研究参与者多为学习线下英语课程的中国或伊朗大学生；时间跨度多为一周及以上，较少采用短窗口、长短窗口结合设计；研究测量次数较少，间隔设计细节缺失；存在部分数据损耗，损耗处理方法缺乏；研究工具多为问卷和访谈，但信效度报告不足；量化分析以变量中心法为主，而质性分析汇报过简。基于以上不足，笔者对未来相关研究提出了发展建议。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二语习得;追踪研究;情绪;系统性综述

引言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PP)旨在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提升个体幸福感，促进社会发展(Seligman 2011),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研究浪潮，也被引入二语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LA)研究(MacIntyre & Gregersen 2012)。十余年来，PP推动了SLA的积极转向和情感转向，并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逐步融合，引发了动态转向(李成陈等 2024)。

现有PP实证研究多为静态、单一视角的截面研究，忽视了个体特质、心理与学习环境的动态性与复杂性，难以深入揭示SLA过程中的复杂现象、因果关系与发展规律(Dewaele & Li 2020)。近五年来，相关追踪研究虽有增加，但研究方法常有局限，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有失严谨(李成陈等 2024)。鉴于此，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法梳理PP视角下SLA追踪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特征及不足之处，为未来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发展提供参考。

文献综述

2. 文献综述

2.1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

相较于传统心理学，PP更关注如何通过发展个体和集体优势获得成功与幸福(Seligman 2011)。PP进入SLA领域后，积极外语教育理念逐步形成，主张外语教育应同时关注语言目标与非语言目标(如积极品质塑造),实现语言与幸福感协同发展(李成陈 2021)。该理念以幸福感理论(well-being theory)和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理论为支撑。幸福感理论提出幸福的PERMA模型，包含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投入(engagement)、关系(relationship)、意义(meaning)和成就(accomplishment)5个维度(Seligman 2011)。SLA领域的幸福感理论强调外语教育需兼顾语言发展与幸福体验(MacIntyre & Gregersen 2012),具体框架陆续由Oxford(2016)、Alrabai & Dewaele(2023)进行了拓展与调整。三大支柱理论指出人类幸福与成功的支柱为积极主观体验、积极人格特质和积极组织，三者协同促进个体发展与幸福感提升(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在上述理论的指引下，PP与SLA领域逐渐深度融合，研究对象从外语情绪拓展至毅力、投入、心流、成就目标等维度(李成陈 2021)。三大支柱理论为个体与环境交互视角下的SLA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本研究检选文献提供了依据。笔者结合SLA研究进展，在二语情境下对上述理论中部分概念进行限定和细化。例如，将PERMA模型中的投入限定为外语学习投入，即外语学习过程中的行为、认知、情感和社会投入(Li, Li & Cai 2024);将PERMA中的“R”定义为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将三大支柱理论中的第三支柱细化为积极外语课堂、积极校园环境、积极家庭环境和积极社会环境。

2.2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二语习得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通过多次测量和观察，探索变量的发展规律或因果关系(Menard 2002)。已有PP视角下的SLA研究综述指出，相关研究多为截面研究，而追踪研究较少，可分为长窗口、短窗口、长短窗口结合及准追踪研究4类(李成陈 2021;李成陈等 2024),具体如表1所示。

已有PP视角下SLA研究综述既未聚焦追踪研究或其方法论，也缺乏系统性文献检索与分析(如MacIntyreet al. 2019;Dewaele & Li 2020;徐锦芬 2020;李成陈等 2024)。为此，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法，聚焦PP视角下的SLA追踪研究，梳理其主要内容，分析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的特点与不足，以深化对SLA复杂现象、因果关系及发展规律的理解。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回答如下问题：1)PP视角下二语习得追踪研究发表趋势如何 2)研究话题主要有哪些 3)研究方法有哪些特征?

3.2 文献检索及筛选

本研究按照如下步骤与标准进行文献检索和筛选。首先，确定关键词组合。中文关键词包括3类词语的组合：1)积极心理学；2)外语、二语、第二语言；3)纵向、历时、追踪、面板、时间序列、动态、发展、轨迹、演变、变化等。英文关键词包括3类词语的组合：1)positive psychology; 2)foreign language(FL)、second language(SL)、L2;3)longitudinal、panel、time-series、dynamic、develop(ment)、track、trajectory、evolution/evolvement、change等。

其次，在数据库中检索文献。基于PP进入SLA领域的时间(MacIntyre & Gregersen 2012),将检索时间起点设为2012年1月，终点为2024年7月。检索范围主要涵盖国内中文数据库(知网、万方、维普)、国外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ProQuest、ERIC、EBSCO、LLBA)及语言学领域主要SSCI期刊官网(如Language Learning、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pplied Linguistics、System)。笔者将检索结果比对PP相关综述和应用语言学领域追踪研究方法综述的参考文献，查漏补缺。

最后，根据6项纳入标准筛查文献：1)文献标题、关键词、理论框架、目标话题中，至少有一处明确体现PP视角；2)研究对象为二语(含外语)学习者；3)实证研究；4)数据采集时间点不少于两个；5)经同行评审；6)文献语言为中文或英文。符合标准的文献共有48篇，其中SSCI来源期刊论文39篇，CSSCI来源期刊论文8篇，国外硕士毕业论文1篇。

3.3 文献编码

文献编码主要分为3步。首先，两名SLA领域博士研究生对文献进行预编码。其次，笔者根据研究问题和预编码情况评估、修正编码表。编码维度主要包括论文基本信息(标题、作者、发表年份、刊物等)、话题(个体差异因素、学习行为与成就、学习环境等)、研究设计(描述类/准实验/实验设计、量化/质性/混合设计)、抽样特征(方法与样本量)、样本特征(调研地区、母语、目标二语、教育阶段、专业背景与学习模式)、追踪时间(总跨度、测量次数与间隔)、数据损耗(损耗率、损耗机制与处理)、研究工具(类型与质量)及数据分析(量化、质性分析)。最后，一名博士研究生对文献进行正式编码，另一博士研究生随机抽取10篇(20.8%)编码。编码间一致性较好(Cohen's Kappa=0.915),分歧处经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

发现与讨论

4.1 发表趋势

图1展示了2012—2024年PP视角下SLA追踪研究的发表趋势。国内外研究均呈增长态势，国外研究数量大于国内。研究大致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萌芽期(2012—2016年)研究较为有限，仅有4篇论文；蓄力期(2017—2020年)发文量增长至11篇，并于2019年达到阶段峰值；繁荣期(2021—2024年)发文量显著增加，总数达33篇。2023—2024年研究呈爆发式增长，2024年发文量多达13篇，标志着该领域进入快速扩展阶段。

4.2 研究话题

PP视角下SLA追踪研究主要考察二语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学习行为与成就，以及学习环境因素。个体差异因素中，情绪相关研究最多，共35项(72.9%),积极情绪(18项)和消极情绪(17项)研究数量相近。就具体情绪类型而言，愉悦研究(17项)最多，其后为焦虑(13项)、无聊研究(4项)。动机是除情绪以外最受关注的学习者个体差异因素，有13项相关研究(27.1%),6项考察一般动机(如Kruk 2019),7项考察二语动机(如Saitoet al. 2018)。此外，坚毅(4项)、韧性(1项)等人格特质也受到关注。

学习行为与成就维度的研究数量逐渐上升，主要涉及二语学业成就(7项)、学习投入(3项)及自我调节(3项)。

学习环境因素也受到关注，如同伴关系(5项)与师生关系(1项)。70%以上的研究(34项)同时探讨两个或多个PP话题(如愉悦与投入),显示出追踪研究交互聚焦变量的趋势。

4.3 研究方法

4.3.1 研究设计

现有研究中，描述类研究设计最多(36项，75.0%),其后是实验研究(8项，16.7%)与准实验研究(4项，8.3%)。从研究范式来看，量化研究与混合研究占比最高(各20项，41.7%),纵向质性研究则较少(8项，16.7%)。

4.3.2 抽样与样本

(1) 抽样方法。

仅14项研究(29.2%)明确汇报了抽样方法，其中7项采用便利抽样，5项采用目的性抽样，采用时间取样和最大差异抽样的研究各1项。

(2) 样本量。

样本量从2至2 435不等，均值199(SD=368.5)。样本量小于10的研究有10项(20.8%),样本量为10—100的有16项(33.3%),样本量为101—300的有10项(20.8%),样本量为301—500的有9项(18.8%),样本量超过500的有3项(6.3%)。

(3) 样本特征。

样本涉及调研地区、母语、目标二语、教育阶段及二语学习模式等维度。调研地区主要包括中国(23项，47.9%)、伊朗(7项，14.6%)等。

就参与者母语背景而言，聚焦汉语母语者的研究最多(22项，45.8%),其次是波斯语(6项，12.5%),英语、日语、韩语、波兰语、越南语各1项。7项研究同时选择不同母语的参与者，其余研究未汇报语言背景。就目标二语而言，英语最受关注(42项，87.5%),德语、西班牙语等所受关注较少。

汇报参与者教育阶段的研究共38项(79.2%),其中高校学生居多(30项),少有初高中生(7项),仅1项考察了多种教育阶段的参与者。就参与者的二语学习模式而言，44项研究(91.7%)在线下学习环境中展开，3项基于线上学习，1项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学习。

4.3.3 追踪时间与数据损耗

(1) 时间跨度。

45项(93.8%)研究汇报了时间跨度，3项(6.3%)未明确汇报。依据表1的分类，长窗口设计占主导(37项),跨度从7天到4年不等，较多研究持续5周至3个月(18项)、14周至6个月(9项)。采用短窗口设计的研究为3项，跨度分别为一节课或一个任务。采用长短窗口结合设计的研究为3项。Elahi Shirvanet al.(2020)在16周内，考察2名英语学习者的外语愉悦水平在一个任务、一节课、一周及一学期等不同时间尺度上的动态数据。准追踪研究仅有2项。

(2) 测量次数。

41项(85.4%)汇报了测量次数，其中32项测量2—4次，6项测量10次以上，3项测量超过30次。

(3) 时间间隔。

39项研究(81.3%)汇报了测量间隔，其中最小间隔5分钟，最大间隔12个月。时间间隔可细分单间隔、等距间隔、非等距间隔3种类型。单间隔研究共15项，仅包含2次测量，时长介于2周至3个月之间(如Myhreet al. 2023)。15项等距间隔研究包含3次及以上测量，且每次测量间隔长度相等(如Elahi Shirvanet al. 2023)。不同研究等距间隔不一，从1周到6个月不等。1项研究使用两种等距间隔，即Elahi Shirvan & Taherian(2018)同时采用2周一次、10分钟一次等距间隔分别收集学生整体情绪和课堂即时情绪数据。此外，8项非等距间隔研究每次测量间隔介于2周至9个月之间，部分未汇报具体间隔。

(4) 数据损耗。

25项研究(52.1%)未出现数据损耗(如Dewaele & Meftah 2024),13项存在不同程度的损耗，10项未汇报。损耗率低于10%的3项，10%—20%的6项，21%—40%的3项，大于40%的1项。3项研究汇报了损耗机制，包括随机损耗和完全随机损耗。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删除法、多重插补法及全息极大似然估计法处理损耗。

4.3.4 研究工具

(1) 研究工具种类。

追踪研究使用多样的测量工具收集两种数据，一是语言水平(表现)数据，二是情绪、动机、坚毅、投入等个体学习心理与行为数据。测量语言水平或表现的工具包括以剑桥英语测试为代表的国际语言水平测试(如Li, Fenget al. 2024),以及以高考英语或CET-4为代表的国内语言水平测试(如杨颖莉，高子涵 2024)。

个体学习心理与行为数据常用问卷(34项，70.8%)和访谈(20项，41.7%)收集，其后是文本语料(14项，29.2%),包括日志、写作过程性文本和开放式问答。11项研究采用Anion Variable Tester等技术辅助工具、刺激性回忆、网络会话日志、生态瞬时评估等记录短窗口内的情绪变化。这些研究中，仅1项采用心率检测器收集心率波动等电生理数据(Gregersenet al. 2014)。此外，研究者还采用录音录像(5项)和自然观察(4项)收集数据。

(2) 测量工具质量指标。

现有追踪研究主要汇报了测量工具的信度、效度和测量不变性。信度汇报最为普遍。34项问卷研究中，29项汇报了Cronbach's α,并有4项同时汇报了McDonald's ω(如Elahi Shirvanet al. 2023)。8项使用语言水平测试的研究中，3项汇报了α,2项分别汇报了评分员间相关系数r和双评信度(Sasakiet al. 2018;杨颖莉，高子涵 2024)。5项使用写作任务的研究中，仅Shafiee & Jafarpour(2023)汇报了计分信度 α。28项研究涉及质性数据编码，仅2项汇报了编码员内部一致性(如Elahi Shirvanet al. 2020),1项汇报了Cohen's Kappa及95%置信区间(Sasakiet al. 2018)。

结构效度和聚合效度是问卷的重要效度指标。34项问卷研究中，12项检验了效度(如Kruket al. 2023)。汇报问卷测量不变性的仅有Elahi Shirvanet al.(2023)与Li, Fenget al.(2024),后者同时汇报了群组间不变性与历时不变性。

4.3.5 数据分析

37项(77.1%)研究采用变量中心法路径下的统计分析方法。基础性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相对复杂的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潜变量增长模型、混合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纵向验证性因子模型等。此外，于涵静等(2024)采用个体中心法路径下的混合模型等方法分析了外语愉悦及投入的群体异质性及二者的历时交互。

8项质性研究与20项混合研究中，10项采用主题分析法，各有1项采用扎根理论法和极值图法，另有1项同时使用主题分析、扎根理论及互动事件分析等方法(Wang & Marecki 2021),其余未明确汇报分析方法。编码方式上，8项研究采用开放式编码、轴向编码、选择性编码等多种编码，9项研究采用主题编码等单一编码方式，其余研究未说明编码方式。

讨论与建议

下文将围绕PP视角下SLA追踪研究的话题和研究方法对主要发现展开讨论，评析研究不足之处，并为未来研究提出相应建议。

5.1 研究话题

5.1.1 个体差异因素

现有追踪研究主要关注情感类个体差异因素及其历时交互，重点集中在愉悦、焦虑、无聊等情绪。原因有二：一是二语情绪研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如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PERMA、EMPHATHICS、三大支柱、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 2001)以及教育心理学的控制—价值理论(Pekrun 2006);二是经过跨文化、跨群体验证的情绪测量工具信度、效度和稳定性俱佳，如《外语焦虑量表》(Horwitzet al.1986)、《外语愉悦量表》(Dewaele & MacIntyre 2014)、《外语无聊量表》(Li, Fenget al. 2024),为研究提供了可靠支持。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突破。一是扩大情绪研究范围，关注更多样的情绪，尤其是人际情绪(如尴尬、感恩、自豪、内疚、嫉妒等)。二是细化情感类变量，探讨3个层次的情感：1)整体特质情感(如稳定的外语焦虑、愉悦、无聊、动机与自我效能等),2)技能特定型特质情感(如语言技能相关的外语写作焦虑、愉悦、动机与自我效能等),3)情境情感(如特定语言任务中的短暂情绪、动机与自我效能等)(Li 2024)。三是关注其他多元学习心理变量(如PERMA中的“意义”,以及语言态度、心流、自制力、成就目标、乐观等)和认知类个体差异变量(如工作记忆、语言学能、创造力、思维模式等),因为它们是个体完成认知任务与语言任务的重要资源(李成陈 2021)。

5.1.2 学习行为

现有追踪研究对学习行为已有一定关注，主要聚焦学习投入。然而，学习投入除行为投入外，还包括情感、认知与社会投入(Li, Liet al. 2024)。学习行为是学习心理的外显，更是决定学习成效的关键(李成陈等 2024)。未来需加强探索学习行为，区分实际行为与行为趋势类变量，考察具体的个体与人际学习行为，如反馈寻求与应对行为、同伴及师生交际行为等。

5.1.3 学习环境

PP核心理论强调个体—环境交互关系。个体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不仅受环境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个体对环境的感知。现有研究有两点局限较为突出。其一，很少采用个体—环境交互视角全面考察多层次学习环境(如任务、课堂、校园、家庭、社会环境)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历时交互。未来应深入探讨这些交互如何影响学习过程、行为模式及学习结果。其二，学习环境多样性不足。现有研究集中考察二语课堂中的人际关系(如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及整体课堂环境，但随着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外语学习场所已从传统课堂延伸至家庭与社会环境。未来研究应加强考察多层次学习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如父母支持、亲子关系、家庭经济条件、教育支持与期望)、社会环境(如语言态度、政策支持)及技术支持(如媒介素养)等，并可结合学习环境进行理论探索，重新界定PERMA模型中的“关系”与三大支柱中的“积极组织”,建构和完善相关理论。

5.2 研究方法

5.2.1 研究设计

当前研究以量化及混合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这可能受到PP实证主义范式影响(MacIntyreet al. 2019)。实际上，PP具有实践应用性，质性研究更能深入挖掘个体经验、观察动态过程和理解复杂心理现象(Creswell & Poth 2016)。未来应开展更多质性追踪研究，全面探索和理解二语习得中的幸福感与积极心理状态。

此外，当前研究以非干预研究为主，实验研究数量少，且部分研究设计不够严谨(如缺乏对照组)。未来应增加实验研究比例，规范实验设计，以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5.2.2 抽样与样本

多数研究未报告抽样方法，未来研究应描述抽样方法与过程，以明确研究结果的适用性。已汇报的抽样方法多为便利抽样和目的性抽样，虽然高效便利，但可能削弱了样本的代表性与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多元化抽样策略，减少抽样偏差。此外，现有样本量差异较大，未来应结合理论模型和研究条件合理设定样本量(Menard 2002),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就样本特征而言，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和伊朗英语学习者。然而，不同地区文化背景和教育体制对语言规划、课程体系、语言态度等产生影响(Li, Fenget al. 2024)。未来研究应拓展地域范围，加强对非英语语种的关注。就教育阶段而言，现有研究常聚焦高校学习者，较少关注其他教育阶段的学习者，忽略了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特点和发展需求。未来研究应关注不同学段的学习者，尤其是处于语言学习关键期的儿童，为其语言和幸福感发展提供启示。就学习模式而言，绝大多数研究集中于线下外语课堂，对线上及混合学习模式关注不足。随着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未来研究应走出传统课堂，开展课堂内外一体化研究。

5.2.3 追踪时间与数据损耗

现有研究多采用长窗口追踪设计，短窗口及长短窗口结合的研究较少。未来研究应综合使用不同时间框架(如单个任务、一周或一个学期),深入考察变量的微观和宏观变化。

在数据收集次数方面，现有研究通常测量次数较少，难以全面捕捉参与者长期的发展，尤其容易遗漏情绪、动机等复杂心理过程的关键变化。此外，也有研究使用非等距间隔测量，限制了数据可比性与研究的内部效度。未来研究应优化测量频率和间隔，采用科学标准提高数据可比性和内部效度。

近三分之一的研究出现数据损耗，但只有3项汇报了数据损耗机制。出现数据损耗的研究大部分未考虑数据损耗机制，直接删除损耗数据，可能存在偏倚风险。未来研究需重视数据损耗问题，健全数据管理机制，记录损耗原因。研究者应根据损耗机制选择合适的方法(如多重插补法)处理数据缺失，以减少偏倚风险，提高数据利用率。

5.2.4 研究工具

现有研究虽采用多样化的语言水平测量工具，但较少使用国际语言水平测试，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国际横向对比。未来研究可考虑综合使用国内外水平测试，以提高研究发现的可推广性，增强其对教学实践的适用性和启发性。再者，现有研究多采用整体二语水平或表现指标，较少专门考查听、说、读、写等分项语言技能，输入型技能(如听力、阅读)的考查尤为欠缺。鉴于不同语言技能在语言目标、认知需求、学习模式、心理过程等方面差异较大(李成陈等 2024),未来研究应深入开展针对具体技能的追踪探究。

在个体学习心理层面，当前量化研究主要依赖回顾性问卷，但由于记忆偏差与社会期待偏差，数据信效度可能受到影响(李成陈等 2024)。此类问卷多测量外语焦虑、愉悦、无聊等相对稳定的整体特质情感，难以捕捉情境差异。未来研究应采用多元化测量手段，特别是生理测量技术，以在线考察即时心理状态，例如通过心率、皮肤电反应、脑电波等生理指标客观测量即时情绪。若囿于可行性，也可采用基于特定情境的问卷，如《任务愉悦量表》(Li & Dewaele 2024)、《任务焦虑与无聊量表》(Li 2024)。特定情境问卷比生理测量更易操作，又比传统问卷更能捕捉微观细节和生发机制，且受记忆偏差影响较小。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工具的选择需综合考虑可行性、伦理等因素，并确保工具所测构念与观察变量一致。例如，情境愉悦可通过《任务愉悦量表》或生理测量技术考察，而特质愉悦研究则适合使用《外语愉悦量表》。此外，未来研究应完善问卷信度、效度和测量不变性检验，以增强结果可靠性。

质性研究常以访谈探究参与者的心理体验与相关经历，但隐私顾虑可能限制数据完整性、深入性和真实性。研究者要有较强的伦理意识，并与参与者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也可采用隐喻法、情景描述法(vignette)和地图绘制法等，使参与者以非主体身份参与心理或经历描述，提供更安全的表达空间。同时，未来应增加课堂观察、录像等低干扰方法的使用，自然观察某一变量或现象发展，增强数据真实性。未来研究还应打破课堂边界，借助多样技术终端(如手机App、电脑录屏软件),动态追踪个体在课堂内外的学习心理与行为。

5.2.5 数据分析

目前量化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法分析数据，使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和方差分析等基础统计分析，潜类别增长模型、混合模型等复杂模型的应用有所增加。未来可继续使用复杂模型以更深入地探究个体心理发展过程。然而，由于变量中心法假设样本同质性，忽略了组内、组间及个体差异(李成陈等 2024),未来研究可采用个体中心法，加强增长混合模型等分析方法的应用，以探索群体异质性特征(于涵静等 2024)。

在质性数据分析方面，主题分析法占主导地位，扎根理论、互动事件分析和极值图等方法也有所应用。未来可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法等捕捉因素间的复杂交互与共现关系(李成陈等 2024)。此外，大部分研究未汇报具体编码方案，也未说明编码者内部一致性或其他信度评估的方法及结果。未来研究应通过明示编码方案等途径提高质性数据分析的透明性。

结语

本研究采用系统综述方法梳理了2012—2024年国内外PP视角下的SLA追踪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快速发展，但在研究设计、数据汇报等层面均有提升空间。现有追踪研究多采用基于量化、混合研究方法的描述类研究设计；多以中国或伊朗大学英语学习者为样本，多采用便利抽样，且样本量分布不均；多采用长窗口设计，短窗口或长短窗口结合设计缺乏；测量次数较少，间隔设定细节缺失；数据损耗问题多发，但汇报不详，且缺乏有效处理机制；数据收集工具以问卷和访谈为主，但信效度报告常不完整；量化数据分析多用变量中心法，而质性分析过程汇报较为简略。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研究范围，丰富研究内容，并提高研究设计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增强结果的可靠性与适用性，从而更深入地理解二语习得机制，为二语教育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文章来源：外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