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算得上有学问？

放在今天，没上完九年义务教育、没高考、没文凭，多半会被贴上“文化低”的标签。

那末代皇帝溥仪呢？

他可没上过小学，考过中专，更别说见过大学校门。

他算不算文盲？溥仪的文化程度到底是有多高？

众所周知，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爱新觉罗·溥仪，则是这个王朝最后一位皇帝。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获得自由。

他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重返北京。

这一次，没有黄马褂，也没有仪仗队，迎接他的，是一张进故宫的门票。

他买了票，站在昔日龙椅前，身份从至尊九五，变成了“参观人员”。

他没房可住，只能借住在五妹金韫馨家中。

随后，国家安排他在北京植物园做园艺工。

入职之前，得先办户口。他穿着旧呢大衣，拿着介绍信，和妹夫一起走进派出所。

当户籍表发下来，他在“文化程度”一栏，工工整整写了两个字——“初中”。

消息传出，不少人哑然：一个皇帝，文化只有初中？

其实他谦虚了。

六岁那年，隆裕太后亲自为他挑选老师，钦天监专门择日开学。

他先是在中南海读书，没多久搬到了毓庆宫——光绪当年启蒙的地方。

宫殿不大，被分割成数个房间，他的书房是西侧两间敞间。

案几摆在窗下，一溜炕沿靠墙，帽筒、花瓶、手炉一应俱全。孩子坐在炕上，案头铺上功课，师傅站着授课。

那年，他第一次被墙上巨钟吓到——直径两米，指针比人的胳膊还长。

自此再也不敢偷懒。

他的课本是《十三经》，还有《朱子家训》《圣武记》《大清开国方略》等宫廷定本。授课讲究朗诵，不强制背诵，也不考试。

但规定每日请安时，要当着太后面，把前一天的功课念一遍。

所以每天清晨，总管太监在他卧室门口放声复述前一日内容。念多了，自然记得。

他也写诗，偶尔对对子，兴致来了会自己写几首律诗，宫中却没人理会。没人鼓励，没人点评，久而久之也就不当回事。他更关心书里的内容，而不是韵律和格式。

不过，这孩子确实调皮。

讲课讲着讲着，他会突然脱掉袜子，丢在桌上，师傅只好弯腰再给他穿回去。

看到老师长眉毛觉得有趣，还会故意拔下一根。

师傅们无奈，宫中便在他九岁时设立“伴读”制度，找来几名皇族子弟同窗共学。

伴读待遇优厚，月赏八十两白银，外加一项特权：骑马穿过紫禁城。即便清室已亡，在皇亲中，这仍是莫大的荣耀。

但代价也不小。

宫规有句：“成王有过，则挞伯禽。”

就是说，皇帝犯错，旁人代罚。

老师若要训人，不训皇帝，而是转向旁边坐得端正的伴读，说一句：“看你多么轻佻。”

这句话，其实是说给皇帝听的。

溥仪十三四岁时，书读得不少，清末的章回、明清的笔记、公案小说、历史演义，几乎全翻过。

后来还学会自己编故事、自绘插图、自我欣赏，连载都不求读者。

这份娱乐精神，倒是颇有后世网络写手的影子。

每天正式“上学”的时间是早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到三点加一节英文课。

皇帝上课不能自己走，要坐金顶小轿进殿。

到了地方，他轻唤一声“叫”，太监即刻出门，召集老师和伴读。

进殿有规矩。最前头是捧书太监，后是授课师傅，最后是伴读学生。

老师进门先不说话，要定定地望皇帝一眼，以示“拜见”。

皇帝不必还礼——“虽师，臣也；虽徒，君也”，理所当然。

随后，伴读跪地请安，师生列座，皇帝端坐北面，师傅居西，学生围坐周边。

帽筒伺候，太监退出，伴读开讲。

起初只有一位汉文师傅，后来增至三位，但他的满文始终学不进去。

多年训练，最终只学会了一句“伊立”，意为“平身吧”。

这是满臣朝见他时他必须回的话，记不住也不行。

十一岁时，师资阵容迎来一位“外国援军”——英国人雷纳尔德·弗莱明·庄士敦。

这人不简单，苏格兰人，牛津高材生，曾任香港总督秘书和威海卫行政长官，通中文，识儒释道墨，对唐诗钟爱，吟得一口标准的“抑扬顿挫腔”。

来中国二十年，内地名山大川几乎走遍，聘请手续经徐世昌亲自向英使馆沟通才敲定。

溥仪对他第一印象其实不太好：人高，蓝眼，头发灰白，中文却比自己的福建师傅还清楚。

他不敢像对中方老师那样撒娇喊放假，只能规规矩矩上课。就算烦了、累了，也只能听着，太监代罚的传统，面对洋人不好使。

庄士敦看得出学生兴趣不高，于是改教材、换方式。

他建议引入英文伴读，还主动陪聊，讲西方科技、谈世界时局，偶尔打趣问小皇帝“怎么学得慢”。

庄士敦讲课认真，性子极好，对皇帝不卑不亢。

后来，溥仪的英文真的进步很快，口音甚至有点“牛津味”。

这在当时，是种相当稀罕的技能。

因教书有功，庄士敦被赏了一品顶戴。

他高兴得不得了，特制了一身清朝官服，在锡山别墅门口留影，发给亲友。

至于其他中文教师，个个来头不小。

朱益藩、陈宝琛、袁励准、梁鼎芬、徐世昌等皆为当时饱学之士。

这套师资配置，放在现在，堪称“天团”。

所以溥仪的课，是太监安排的，教材是帝制留下的，老师是时代精英，外教是牛津派来的。

他接受的应该算是权贵社会最后一代精英教育。

若真较真，他写“初中”确实委屈了自己。

通俗讲一句，若把溥仪的知识水平放在今天，他大概率不会参加高考，也轮不到填志愿，因为他有太多“专业方向”。

他既熟《十三经》，也读西方地理政治；能写汉诗律赋，也能讲一口牛津腔的英语；能提笔写小楷，更能对《大清开国方略》《资治通鉴》如数家珍。

虽然没上过体制内学校，但他接受的，是清末最高层级的“定制教育”。

放在今天，他的身份，或许会很多：

比如国家图书馆特聘文史专家；

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畅销书博主，出版回忆录《我做皇帝那几年》；

高校讲座级国学教授，主讲《清代宫廷制度研究》；

英语八级水准，兼任外事翻译；

知名书法家，字拍卖会上常有交易；

民国史研究专家，亲历派代表人物；

偶尔客串文化节目嘉宾，谈谈“皇帝也发工资”这件事。

当然，这一切都有个前提：他不再是皇帝。

他的知识、教养与文化素养，真正发挥价值，是在他脱下龙袍之后。

他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历精英”，但却是旧时代文教体系的“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