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除了学术实力、影响、名气外，还有一个人脉的问题。

说到底，除了学术实力、影响、名气外，还有一个人脉的问题。

尚曦文史

四、四十年间郑州大学之记忆与印象

（本文节选自《读郑永福先生<胡门问学记>》，作者：周书灿。）

我和郑州大学历史系并无学业和工作上的任何关系。读书期间，我曾先后拜访过高敏、李民两位名家，印象颇为深刻。李民先生说，朱凤瀚是他最小的师弟，刘泽华也是他的师弟。我从来不敢和南开毕业的名家论过辈分。例如李民先生是王玉哲先生的研究生，朱彦民是李民先生的研究生，同时也是王玉哲先生的研究生，此类辈分混淆的情况，学术界颇为常见。当然，这可能比人们所说的学术近亲繁殖现象，更应引起注意。众所周知，作物培育讲杂交，学术界的近亲繁殖，对于学术研究本身显然不是什么好事。近年来有的公众号还列举了学术界子（女乃至孙）承父（祖）业的例证，其中就包括高凯的导师，就是高敏。但无论是杨善群之于杨宽，邓小南之于邓广铭，还是高凯之于高敏，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除了李伯重比李埏名气更大一些外，绝大多数名家的子女，无论学术的知名度、影响力还是学术成就，都远远没有超过其父、祖一代。

长期以来，和郑州大学历史系、所的教师，除了王星光、张国硕两位教授，熟悉的不多。和陈隆文、谢晓鹏、袁延胜熟悉，没什么交集。有一次，到郑州开会，提前到达半天，没有可去之处，曾联系大学比我低一届，早已是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的谢晓鹏，看看能否安排一场学术讲座，却遭到同是河南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安国楼的拒绝。谢一会儿解释说，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管理极其复杂，一会儿说，与研究生面试时间冲突。实际上郑州大学研究生面试时间还有一周，前后矛盾，不得其解。其实，这个真的没什么。我的学术名气和影响虽然远远不能和唐长孺、李学勤比，但到郑州大学进行一场学术交流的资格，应该还是具备的。毕竟我也曾应邀为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贵州大学、南昌大学、湖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山西师范大学、曲阜师范大学、延安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山东理工大学、淮北师范大学、信阳师范大学等多所学校讲过学，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究竟又能牛到哪里！时过境迁，今天觉得根本不必纠葛什么，世界之大，有何奇怪呢！说到底，除了学术实力、影响、名气外，还有一个人脉的问题。

如果说和郑州大学联系最多的，应该是杨天宇老师。2001年，已经在河北工作三年之久，但家属的工作仍迟迟没有解决，于是我突然萌生了回河南工作，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极不现实。因为郑州大学历史系有很多河南大学历史过去的，加上高敏、戴可来先生多年经营，和河南大学历史系一样，早已铁板一块，固若金汤。杨天宇先生替我带话，说郑州大学历史系只有一个人坚决不同意，猜测很可能是姜建设。然后，杨先生又说，帮助问一下郑州大学历史所，得到的回复是，只进秦汉魏晋南北朝方向，不进先秦史方向教授，当然这个说法，颇为费解，显然也不是真实的理由。这个理由究竟出自高敏、袁祖亮还是高凯，同样已不得而知。后来杨先生走了，高敏、高凯父子也走了，姜建设也走了，时光无法倒转，有时也在想，即使将两个不同意的人搞清楚了，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时隔不久，2004年8月，我已被聘为教授，当年我才36岁。为何我的人生和事业一定要固定在河南呢！

对郑州大学感悟最为深刻的，还有郑州大学学报。自2004年被阎照祥、张倩红赶出河南大学后，在《河南大学学报》《史学月刊》发文章，更无可能。当然，也从未给他们投过稿。但此后在《中州学刊》《河南社会科学》《中原文物》《中原文化研究》《南都学坛》《河南日报》则发文不断，不少文章还产生了较大反响，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过好几篇。后来方知《郑州大学学报》主编是大学时同班同学李燕燕，但我从未有过发文章求人的习惯，也从未和李联系过。同时也很早知道，陈朝云负责《郑州大学学报》历史版面，求她的人自然不少，也包括我大学时不少同学。第一次见到陈朝云，是在2006年西平的嫘祖会议上，其呈现出了极度矛盾，用最干瘪的语言说，以后你有什么文章，可以给我们，但我们刊物有个不好的规定，就是收版面费！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2004年8月我即被聘为教授，2006——2015年进入中国历史学核心作者top10，在此期间，我在《清华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四川大学学报》都发过文章，没有哪家学报说过版面费的事！由此可知，陈之夜郎自大，不知天高地厚！后来在华中师大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会上，有一次见到陈，没打照面，非常不理解的是，赵国华一一介绍与会专家中的知名教授时，特意提到了陈朝云教授，却没提学术影响较陈大好多的周教授。

本文转载自“中原史学评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