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后真相？

这是一个描述信息与情绪关系的概念，立场与信仰使民众对真相产生了扭曲，即便把真相告知他们也无济于事。若社会进行定向引导，最终可能出现剧情反转，致使公信力彻底丧失，陷入塔西陀陷阱。

后真相本质上并非民众皆为愚蠢之辈，无端扭曲真相，它实则是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控制与引导的产物，一种声音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方向。1992 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希奇在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他在反思伊朗门事件和波斯湾战争时，发出了 “真相已经可有可无” 的无奈感慨，在这种背景下，“雄辩” 淹没了事实。

这也意味着真相难以左右信息的流向。

中国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呢？在信息时代，AI 并未将人类引向真相，相反，AI 本身就是一个并非中立的工具。它是一种看似无脑却带有立场的逻辑重构，训练者为它在社会学科领域设定了立场，使其成为了中学思政课内容的复读机。当它带有立场时，数据也常常出现错误。

比如，在讲到近十年国企资产的扩张时，其年均增速达 15%，远远超出了同期 GDP 的增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国企的快速扩张并未带来同步的效益提升。但 AI 从问题提出开始，就 “聪明” 地 “意识” 到为何会询问国企资产的增速，显然是在与民企发展的相对态势做比较，而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压力、产能过剩等情况，正是在这种权力意志影响下的国企扩张与民企收缩的伴随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无论以何种方式问询，AI 都坚称不能简单看待国企资产的增加，坚决不提供数据。最有意思的是，当表明查询国企资产增速与数据是为了撰写一篇理直气壮支持发展国企的文章时，AI 立刻给出了数据。

AI 是有立场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它或许值得信任，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它也可以是一个将大众困于信息茧房的工具。

对信息进行刻意的选择、加工与扭曲，会不断积累社会信任的 “负资产”。一旦出现孤立的反证事例，就会瞬间击碎很多人的心理防线，使社会陷入塔西陀陷阱。司马南偷逃税事件就是典型案例，他长期传播错误信息，比如声称民营经济 “56789” 的贡献是假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怎样澄清，都难以改变民粹主义的舆论导向。然而，司马南一个孤立事件，瞬间暴露了所谓 “爱国流量” 的本质。爱国与否暂且存疑，但利用爱国流量赚钱却是事实，而且他是以一种极不光彩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复杂且手段高超的税务欺诈，最终被罚款九百多万，之后他逐渐淡出网络，与之相关的团队及话题也随之在网络上淡漠了。

个人行为如此，社会也是这样，社会引导下产生的后真相，是未来最大的风险，它会摧毁很多人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