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某忠案，要体会办案机关对造自己谣的难以容忍，也要把握好办案机关的宽容，“对黄某忠给他个教训，同时借这个案子，也向社会公众释放个明确的信号就可以了”。不起诉、缓刑或者在迅速结案的前提下，关多久判多久，是该案预计结果。

上周在外地出差时，就有朋友给我私信发来黄某忠制作的假“警情通报”。假通报用了办案机关标配的蓝底白字，落款还用了具体办案机关的名字。内容较长，通报了“释永信妻子、孩子和票子”的整体情况。因为离奇和耸人听闻所以引起很大关注。我看后，立即回复说：“一眼假。现在不会查那么多，查了也不会说。因为，查了也只是嫌疑，还没有坐实。”

没几天，官方通报来了，言简意赅、平淡朴实，只概括说了应成哥“挪用资金和违背戒律”的事，不涉及数额、人数等具体的细节。这合规矩、合法，也符合办案客观规律。数额、人数等细节，会随着办案进程发生变化。很多时候，案子都审完了判完了，还有可能发现有些数额没有查实和纳入，有些人员被遗漏，更何况在刚刚启动办案程序的时候？

判断信息真伪，其实很简单。就看这么发是不是稳妥，不留后患，保证“解释权最终归我所有”。

今天早上看新闻，黄某忠因发布涉释永信虚假“警情通报”被刑事拘留。我想结合这个案子，谈谈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由来、走向和判断标准。借此，为公众掌握好网络发声尺寸，也为律师同行办好此类案件提供借鉴。

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由来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这名字怎么读，怎么觉得绕口。用老百姓的话说，实际就是“造谣”。“用我的嘴，说你家的事，但说错了。”

造谣这事儿，自打人会说话的时候，就屡见不鲜。只是有的造谣是故意的、包藏祸心、中伤诽谤，有的是无意的、不明真相、以讹传讹。所以，别看造谣这么简单又这么常见，也有个轻重程度的区分。

刑法是最严厉的法，所以只管危害最大的事。对造谣也是这样。

依照这个标准，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明确编造或者故意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或者“警情”的，才构成犯罪。法律条文一般都有兜底条款或者兜底表述。兜底条款就是常见的“其他”，兜底表述就是常说的“等”。

但这个犯罪中没有兜底的表述，造谣构成该罪的，只能是造“险情”、“疫情”、“灾情”或者“警情”的谣。造其他的谣，不构成该罪。

这么做，一方面可以防止造突发、紧急和重大事件的谣，引起社会恐慌，危害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不对适当言论形成打压，让老百姓敢说话能说话、挺起腰板说真话。

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走向

立法和实践，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关系。谈犯罪的走向，得紧紧依托实践情况。

人都是理智的，能当官发财的人更理智。实践中，明晃晃的逆着法律来的情况越来越少了。即便有，也早就被溺死在“尿罐子”了。“露头就打，打早打小”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实践中更普遍的是擦边。“先把刑法拿来，看看怎么做构成犯罪，怎么做不构成，然后在刑法的规定之外，选择一种擦边的方式。既可以获利，又可以不担责任。”这样做，掌握好了，是“刀切豆腐两面光”，“又娶媳妇又过年，好事都让他摊上了。”掌握不好，就成了“没吃上羊肉还弄一身骚”，“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

这说好听点是“合规”，说难听点是“擦边”。合规被叫停，我总觉得部分原因是教人擦边。连“合规”这个名字，都是擦边了“擦边”的实质做法。

回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和黄某忠案上。就他发的假通报看，既有对他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利的是：释永信确实是被采取了措施，警情确实有。不利的是：他假通报的具体内容，至少与目前掌握的情况大相径庭。

两方面比较，这属于我常说的“重度擦边”的情况。对于重度擦边，极有可能按犯罪处理。这就是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以及其他所有犯罪的走向。

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判断标准

讲构成犯罪的判断标准，得结合具体案例，否则难免空洞无物。同时，要特别明确的讲出这个判断标准，还要以重度擦边为例，否则难免隔靴搔痒、不着痛处。

就以黄某忠案为例。

该案中，仅存的一点真实信息是“确实有这么个事”。除此以外，其他全是假的。时间是假的，离境情况是假的，案件情况是假的，涉案金额也是假的……综合看起来，假的因素过重，以至于可以归为“整体假”。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以办案机关名义，不用办案机关常用的“蓝底白字”，不故意伪造成官方通报模样，黄某忠的行为，还仅限于谣言，相当于“村头情报站”几个老娘们七嘴八舌的胡说八道，而不是造“警情”的谣。由此也不构成犯罪。

但他冒用办案机关名义发布虚假信息，这就是另当别论了。

四、彩蛋

作为律师，常自行或者被要求对案件作出预测。文末，我想对黄某忠案作最后的预测。我给你们说，我神神叨叨、跟个假半仙儿似的，但预测的都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