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所见安禄山时期洛阳中都称谓探析|史思明|墓志|安禄山|洛阳市|范阳|长安|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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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根据新出土墓志资料，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占据洛阳之后，曾改唐东京为中都。其行用时间是圣武元年（756年）正月至圣武二年（757年）十月唐军收复洛阳之际。安禄山改洛阳为中都，一方面是因为洛阳自古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以及前代多定都于此的历史传统；同时也具有宣示新政权建立，建立新都，树立正统地位以对抗唐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传世文献中之所以看不到安禄山为洛阳改名中都的记载，一方面是其行用时间非常短暂，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终胜利者的唐朝，当然不会认可安禄山对洛阳名称的更改，故而中都之名随着安禄山政权的崩溃也就昙花一现了。

关键词：

洛阳；安禄山；墓志；中都

安史之乱作为结束唐代盛世的一场政治叛乱，对中古历史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关于这一时期留下的传世文献资料并不多，直接束缚了相关研究。而且，这些史料的视角，都是从最后叛乱的平定者，也就是胜利的一方唐朝的角度来描述的。当然，这些文献所记载的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所勾勒出的脉络并无大的问题，但很多的历史细节并不能更全方位地展示出来，尤其是这一时期安史叛军控制地区的一些历史情况。上个世纪以来，安禄山统治的政治中心洛阳地区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墓志，这些墓志是燕政权统治下各阶层人士从另一种视角为我们保存的真实的历史记忆，对于我们认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态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学者们已对《司马垂墓志》《严复墓志》《严希庄墓志》《卢说墓志》《马凌虚墓志》《王伷墓志》《阿史那明义之墓志》等个案进行探讨，还利用墓志资料对这一时期安史年号的行用、伪官及士庶的历史记忆、相关历史书写等领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整理这些新资料的过程中，安禄山时期墓志中洛阳中都的表述逐渐引起了笔者的关注。有唐一代，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三都，即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玄宗统治时期，先后称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唐朝还出现过五京之制。而在都城建制中称中都的城市极少，且时间短暂。如玄宗开元九年（721年）正月，曾改蒲州为河中府，称中都。但在是年七月就罢去蒲州中都的名号。之后的代宗大历年间，元载亦曾再次提议建蒲州为中都，但并未实现。而洛阳尽管政治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由于其地处长安之东，从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开始，这里一直称东都、东京，武后时期则称神都，并无中都名号。

一

墓志所见的中都

然而，从上个世纪洛阳出土的安禄山时期的墓志当中，就出现过“中都河南府”的名称。此称谓最早出现在《大燕故尚辇奉御乐安任府君墓志》，志主任金原本是唐朝的信王府典军，投靠安禄山后，拜朝议郎、尚辇奉御，“因官中都河南府”，圣武二年四月二十日卒于河南县道光里。这一时期出土的墓志中，称洛阳为中都的仅此一见。而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此时洛阳更名的任何蛛丝马迹。

21世纪以来，随着洛阳地区安禄山燕政权墓志的大量出土，洛阳中都称谓的记载在墓志中不断出现。如《陈希乔墓志》记载真定县丞陈希乔去世后，以圣武元年十一月十日葬于“中都洛阳县平阴乡之原”，这是目前墓志中所见洛阳中都称谓时间上最早的一例。

《李乔年墓志》记载唐司储员外郎李乔年天宝十五载（756年）五月卒于长安安兴里，其妻卢无尽灯已在天宝十三载（754年）正月十三日先安葬于洛阳县平阴乡李氏先茔，此时洛阳已经成为燕政权的都城，而长安尚未被安禄山叛军占领，故而李乔年无法归葬洛阳。是年八月，安禄山军队攻占长安，李乔年得于圣武二年正月十二日归葬洛阳城北卢氏坟茔之侧，墓志亦称“中都洛阳县平阴乡之先茔”。这也反映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战火纷飞，但此时安禄山占领下的长安与洛阳之间交通是畅通的，官员们的归葬并未受到影响。

圣武二年四月二十日葬于洛阳龙门北原的大弘道观观主刘敬铨，他的墓志首题就是《中都大弘道观主上清大洞刘尊师玄台铭》，这里的中都当然也是指洛阳。雷闻教授亦据此梳理了文献与墓志中有关中都的记载，认为中都可以和《安禄山事迹》中“以范阳为东都”的记载相印证。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收藏有《李万墓志》（图一），李万是盛唐著名文人李华的兄长，安禄山叛军攻占洛阳时，他就居住在洛阳的从善坊。面对此时新的政治局面，李万并不为所动，“虽天地鼎新，而向晦息宴。识真之士，独许其高”，圣武二年七月三十日终于中都从善里，八月九日，李华等众兄弟将其安葬于洛阳城南龙门乡平原。

近年洛阳新出土的《阿史那明义之墓志》中，在燕政权担任司膳卿的阿史那明义之在圣武二年八月八日卒于中都尊贤里私第，八月二十五日葬于洛阳城南。

二

中都名称的行用

通过以上数方墓志的记载，说明在安禄山占据洛阳的圣武年间，洛阳不再沿用唐朝东京的旧称，而是改称中都。中都之名行用的时间，从目前墓志记载来看，最早是圣武元年的十一月。这至少说明在此之前，洛阳已经有中都的名称了。那么，洛阳改名最有可能的时间是在何时呢？据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圣武元年正月一日，安禄山在洛阳即皇帝位，“国曰大燕，自称雄武皇帝，改元曰圣武元年，置丞相以下官······以范阳为东都”。爬梳传世文献，安禄山改范阳为东都仅见于此。

而在石刻文献中，此事也可以得到印证。在圣武二年十一月，史思明曾在范阳悯忠寺制作了《悯忠寺宝塔颂》，其中涉及安禄山的国号、年号、尊号、职官、地名等内容。在该年十二月史思明短暂降唐之后，曾对该碑颂中涉及悖逆的内容进行过改刻。从拓本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原碑中“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至德”“范阳”等字石面明显凹陷，存在明显的改刻痕迹。其中国号、尊号、年号易于理解。而碑颂首行的“范阳郡悯忠寺”字样中“范阳郡”三字也经过改刻。那么改刻前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清人朱彝尊曾指出“范阳郡三字，其初本二字。禄山僭称范阳为东都，必东都也”，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撰文者张不矜的职务是“范阳府功曹参军兼节度掌书记”，钱大昕指出“不云范阳郡而曰府者，盖禄山僭号之后，改郡为府尔，这个看法也正确。安禄山定范阳为东都后，既然范阳升格为都城，按照此时的惯例，范阳自然要改称范阳府，就如同前面提到的中都河南府一样。观察拓本，此处并未有改刻的现象，可能在这里范阳府并不像题首东都的表述那样突兀，因此幸运的得以保留吧。此外，在房山石经题记中也能看到范阳郡改为范阳府的相关记载，圣武二年八月的一条造经题记就有“弟子宣德郎行范阳府范阳县主簿独孤擢、妻唐、外甥女张十娘子”。而且，追溯天宝十四载及以前的题记，均为范阳郡，变更的痕迹非常明显。

此事在日本文献中亦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天平宝字二年（757年）十二月，日本从出使渤海的小野田守那里得到了唐朝发生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只是在消息传递过程中，误传为“改范阳作灵武郡。

按照常理推断，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建立燕政权，且以范阳为东都，就不可能再沿用唐朝东京的旧称，一定会对洛阳的名称有新的安排。正如前引雷闻教授所提示的，既然范阳已经成为东都，从地理空间上言，范阳位于洛阳的东北，改洛阳为中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洛阳改称中都应该就是在圣武元年的正月一日，而文献中仅有范阳东都的记载却未见洛阳名称的描述，应该是文献失载所致。

洛阳所辖县中也有改名的情况。据《岐元囧墓志》，易州司法参军岐元囧于圣武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敦厚里私第，圣武二年正月十二日权窆于殷都县首阳之南原，则原来的偃师县就更名为殷都县。但洛阳的城郭县洛阳县和河南县名称并未有变化，还是沿用旧称。

圣武二年正月一日，叛军集团发生内讧，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及谋臣严庄等人谋杀。此后，安庆绪对外声称安禄山因病让位给安庆绪，并尊其为太上皇。从上引墓志来看，直到该年的八月，洛阳中都的名称一直在使用。而中都名称的停用时间当在是年十月十八日，唐与回纥联军最终收复洛阳之际，随着安庆绪势力在洛阳的土崩瓦解，洛阳结束了其短暂的中都时期。

三

安禄山时期洛阳中都称谓的历史背景

安禄山为何改洛阳为中都呢？这首先应该与洛阳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有关。商周时期，统治者已经注意到将都城建设在“土中”，即天下之中。而周代的土中即洛阳，《周礼·地官司徒》称其为“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周公在这里营建洛邑，“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并指出：“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在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中也得到了印证。李久昌认为古代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就孕育在洛阳，这是洛阳丰厚的文化根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所造就的。建立新朝的王莽对于洛阳土中的地位就非常认可，也曾有营建东都，迁都洛阳的打算。天凤元年（14年），他就声称“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洛阳之都焉”，这一年“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云”。西晋时期，王弥在劝说刘曜等人定都洛阳时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北魏孝文帝议定迁都时，大臣李韶指出“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此时的洛阳也被称为“中京”，如杨街之称赞白马寺出产的荼林与葡萄，就有“味并殊美，冠于中京”的说法。这类看法在隋唐时期的文献中时有体现，如显庆二年唐高宗《建东都诏》：“二京之盛，其来自昔。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张说在描绘武周长安三年（703年）安乐郡主在神都洛阳出嫁武崇训时的盛大场面，有“五方观者聚中京，四合尘烟涨洛城的描述。在一般士人心目中，也有“然瀍洛中都，地惟神壤”的表述。对此，宋人李格非的表述最为著名：“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正因如此，洛阳自古以来政治与经济地位都极为重要，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均定都于此。北周灭北齐后，宣帝亦曾有迁都洛阳的打算。尤其是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营建东京开始，洛阳的政治地位又得到了新的提升。正如隋炀帝在诏书中所言：“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在大业二年（606年）四月颁布的《营东都成大赦诏》中，隋炀帝再次指出：“关河险固，根本所属，伊洛形胜，宜为邑都。故营建东京，镇慑诸夏。地得阴阳之和，士居天地之正。审曲面状，瞻星揆日，子来咸会，栋宇稍成。爰以吉辰，入处新邑。庶贡赋路均，劳役云等。东西巡抚，朝觐惟宜。”此后，隋炀帝实际上将洛阳作为了帝国的新都。唐代自高宗显庆二年提升洛阳为东都以来，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洛阳都被称为东都，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都会。武则天统治期间，洛阳更改称神都，成为武周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武周之所以以洛阳为都城，也有承周朝之余绪，以洛阳为天下之中的意涵。她的《废潼关雍洛州置开郑汴许卫等州府制》即有“绍隆周之睿业，因丕洛之鸿基。相彼土中，实惟新邑。五方入贡，兼水陆之骏奔；六气运行，均霜露而调序”之语，在《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又称“况成王定鼎，此则余基；永言朝贡，寔归中壤”。因此，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洛阳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而武周建都洛阳，距离安禄山的时代并不算久远，因此对其建都洛阳应该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时的叛军气势正盛，诸如国都更名这种大事，安禄山等人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应该有相应的诏书，只是没有流传下来罢了。尽管安禄山本人是出自营州粟特聚落的杂胡，军队中胡人将领数量甚多，并且文化上还受到突厥等内亚民族的影响。然而在叛军前期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大量唐朝高官重臣，如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投靠安禄山，安禄山政权在洛阳称帝建立燕政权、启用年号与帝号、设置百官，一定有这些人在背后出谋划策。洛阳改名中都，体现的是政治重心的转移，更体现出新王朝“天地鼎新”的气魄，表明此时燕政权是将洛阳作为新政权的政治中心来经营的。魏斌教授曾指出：北朝至周隋之际，一旦战乱停息，北方归于统一，洛阳就会显示出“天下之中”的强大政治文化吸引力和象征意义。而安禄山等人此时为洛阳改名，要的恐怕正是这种效果，既是与以关中为本位的唐朝相对抗，又是建中立极的新气象。

传世文献中之所以看不到安禄山为洛阳改名中都的记载，一方面是其行用时间非常短暂，不到2年时间。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最终胜利者的唐朝，当然不会认可安禄山对洛阳名称的更改。试想当时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连与“安”有关的地名，乃至长安诸门、里坊的名称，唐王朝都一一更改，何况是当时叛军的政治中心—洛阳。因此，安禄山为洛阳、范阳更名之事就被唐朝官方的史书刻意抹去，《悯忠寺宝塔颂》的改刻就是明证。范阳东都的名号侥幸保存在文人笔记中，而文献中再无洛阳中都的记载，洛阳短暂行用的中都名号也就消逝在历史长河中了。然而，当时深埋地下的墓志却将这一历史记忆如实保留下来。

四

余论

前引《李乔年墓志》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记载，“以唐天宝十五载五月十一日遘疾终于西都安兴里第”，这里称长安为西都。这与唐代长安惯常称西京、上都的称谓不同，此名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墓志上，应该也是安禄山叛军占领长安后的改称。叛军是在圣武元年六月十七日攻占长安的，既然此时已经有了东都和中都，燕政权很可能在占领长安之后将其改称西都，而不再沿用唐朝官方西京的旧称。李乔年本人虽然卒于叛军攻占长安之前，但其葬事的办理却是在叛军占据长安与洛阳期间完成的，墓志撰写自然要遵从燕政权官方的称谓。而墓志中长安西都的称谓并非孤例。根据千唐志斋收藏的《赵怀琎墓志》记载，赵怀琎天宝十五载三月四日，“归化于西都静恭之私第，春秋八十有四”，此时长安还未被叛军攻占。此后，赵怀琎与先亡的冯氏、氾氏夫人被其子赵方浩归葬洛阳，时间是“明年九月季旬之二日，合祔于北邙原礼也”。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明年实际上是圣武二年，尽管当年也是至德二载（757年），但此时洛阳尚未被唐军收复，仍处于安庆绪的统治之下，墓志中的语境仍旧是燕政权统治下的洛阳。因此，墓志中所称的西都，应该是燕政权对长安的改称。赵怀琎与李乔年的情况极为相似，都是在尚未被叛军占领的长安去世，而在叛军统治两京时归葬洛阳。这些记载表明：安禄山时期，燕政权有中都、东都和西都的都城建制。

耐人寻味的是，在唐朝至德二载十月收复洛阳后。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唐肃宗就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形成了所谓的五京格局。这其中未见洛阳，则洛阳还是沿用东京的名号。此举应该与安禄山更改洛阳与长安名号有一定的联系。古代都城名称的变化都有其一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尤其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宣示并重新确立政权的权威性与正统性是确定无疑的。可以说，新的五京制就是对安禄山三都体制的否定。无独有偶，此后史思明乾元二年（759年）复叛唐朝之后，也曾改范阳为燕京，洛阳为周京，长安为秦京。洛阳周京的记载目前尚未发现实物证据，但范阳燕京的称谓也可以在房山石经题记中得到印证，顺天二年（760年）十月八日的造经题记中就有“经主燕京南都巡游弈宋（守）捉使行官昭武校尉守左骁卫北平郡卢龙府折冲都尉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天水赵沣仁字温清”。尽管史思明从未占据长安，但此举与此前安禄山、唐肃宗建立京都的初衷应该是一样的。这也算是洛阳古都历史的一个小插曲吧。

以往由于传世史料的局限性，在安史之乱时期都城建置与名称更改的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胜利者的唐朝一方。而通过这时期燕政权一方墓志资料的出土，可以看到叛军在改唐为燕过程中对都城设置的动作与思考，这也为认识安禄山这个胡人色彩相当浓厚的政权提供了新的视角。近年来，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安史政权利用华夏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构建王朝正统性的举措，如利用天文现象进行的政治宣传，年号的使用以及为唐官方道观改名等等。而此时洛阳中都名号的出现，又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