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秋天，北京的风已经带了凉意。国防科委的办公室里，张爱萍刚放下手里的搪瓷缸，缸底的茶叶渣子沉在底，像他此刻心里的疙瘩。

前几天去七机部看了看，那院子里荒得能长草，科研人员也都被折腾得没了心气，他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就发了脾气，忍不住张嘴就说：“问题不少，最大的问题是坏人当道！”这话一出口，旁边的人都攥紧了手心。

有人悄悄拉他的袖子，他甩开了，眼睛瞪得溜圆：“怕什么？事实就摆在这儿！”

可在当时，有时候说实话比打仗还危险。没过几天，张爱萍就觉得胸口发闷，住进了医院。本以为能清静几天，没想到病房成了“监视哨”。医生查房得看旁人脸色，药少了也没人管，就连家属送饭都得被盘问半天。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媳妇李又兰急得嘴上起泡，跑了好几个地方，求了不少老熟人，都摇摇头叹口气。最后实在没辙，她只能抱着最后的希望往301医院跑，那里住着粟裕。

粟裕那阵子病得厉害，心包炎、胸膜炎凑到一块儿，躺床上连翻身都费劲，要不是真没办法了，她也不会想着来找对方。李又兰推开病房门时，楚青正给粟裕擦手，见她进来，楚青愣了一下，随即问：“右兰？你怎么来了？”

李又兰眼圈一红，话还没说就先掉了泪：“粟总，你得救救爱萍啊！他说话太直，现在在医院里遭罪，再这么下去，怕是熬不过去了……”

粟裕盯着天花板看了半晌，手指在被子上轻轻敲着。他跟张爱萍认识快30年了，从新四军那会儿就在一块儿打仗。张爱萍是出了名的“炮筒子”，说话直来直去，可心眼热得很；自己呢，性子闷，不爱说话，可俩人凑到一块儿讨论战术，能吵到半夜，转天该配合还是配合。

“我这身子骨……怕是爱莫能助……”粟裕咳了两声，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但他随即就接着说：“你去找宋老鬼吧，他应该能帮上。”

李又兰愣了愣。宋老鬼？宋时轮？她知道这人，跟张爱萍是老相识，听说打起仗来鬼主意多，性子也烈，跟张爱萍算是一路人。

一听对方给自己指了路，李又兰顾不上道谢，转身就往军事科学院跑。

李又兰赶到的时候，宋时轮正在办公室看地图，见她进来，赶紧让坐：“右兰？出什么事了？”

李又兰把张爱萍在医院的光景一五一十说了，宋时轮听完，一巴掌拍在桌子上，茶杯盖都震掉了：“这帮人太不像话！爱萍那性子，能受得了这个？”他踱了两圈，突然停住：“有了。你先回去，我这就写封信，你带给爱萍。”

当天下午，宋时轮的秘书就把信送到了医院。张爱萍躺在床上，脸色蜡黄，接过信一看，气笑了，那信是替他写的“检讨”，说自己“说话欠妥，愿意反省”。“我没做错，凭什么检讨？”他抓过信就往旁边一扔，纸角都掀起来了。

李又兰赶紧捡起来，劝他：“老宋也是为了你好！先把命保住，别的往后再说！”张爱萍梗着脖子不吭声，胸脯起伏得厉害。他这辈子，枪林弹雨里没低过头，被关黑屋那几年，腿摔断了都没哼过一声，现在让他认错？门儿都没有。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宋时轮就自己来了。他拎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两瓶酒，往床头柜上一放，坐下就骂：“张爱萍你个犟驴！跟谁置气呢？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张爱萍别过脸，但还是坚持说：“我没错。”

“我知道你没错！”宋时轮掏出烟，没点燃，捏在手里转着，“可你得活着啊。你活着，才有机会把那些坏人揪出来；你活着，才能看着导弹上天、卫星落地。死了，就真成了冤大头了！”

这话戳到了张爱萍的软肋。他想起自己在戈壁滩上跟科研人员一起啃干粮，想起那些半夜里还亮着灯的实验室，喉咙动了动，没说话。宋时轮见他不像刚才一样坚持，又说：“这信不是让你认输，是让你蹲下来，等机会。你信我，天总会亮的。”

张爱萍盯着那封信看了半天，终于伸手拿起来，签了字。

说来也怪，这字一签，医院的风向立马变了。药送来了，医生也敢好好看病了，连门口盯梢的人都撤了。

李又兰提着的心刚放下，宋时轮又琢磨开了，光稳住还不够，得找靠山啊。

他先去了聂荣臻家里。聂帅那会儿也不太舒坦，见宋时轮进来，放下手里的放大镜：“什么事，这么急？”宋时轮把张爱萍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末了还加了句：“聂帅，爱萍是您带出来的兵，他那性子您知道，眼里揉不得沙子。现在这么被折腾，太冤了！”

聂帅听完，一巴掌拍在太师椅扶手上，茶杯都晃了：“谁敢动他？先问我答应不答应！我就是他的后台，有本事冲我来！”

过了两天，宋时轮又去找叶剑英。叶帅听他说完，没多话，第二天就让秘书给医院打电话，下了两条命令：一是给张爱萍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二是谁敢在医院里搞小动作，军法处置。

这下，谁也不敢再动歪心思了。张爱萍在医院里踏踏实实养了两个月，能下地走路了，第一件事就是拄着拐杖去谢宋时轮。

张爱萍到的时候，宋时轮正在院子里侍弄他那几盆兰花，见他进来，笑了：“你这老东西，命够硬的。”张爱萍往石凳上一坐，指着他，也笑着说：“还不是你这‘老鬼’出的馊主意？”

“馊主意？”宋时轮递给他一杯茶，“能救命的就是好主意。当年在江西，你跟我争战术，争得脸红脖子粗，怎么没说我馊？”俩人对着笑，笑声震得兰花叶子都晃。

后来张爱萍又去看粟裕。粟裕的病还没好利索，见他进来，挣扎着要坐起来，被张爱萍按住了。“老粟，谢谢你。”张爱萍的声音有点哑。粟裕摆摆手，看他没事，也有些高兴：“谢我干啥？该谢的是老宋，是聂帅叶帅，更是你自己。你那股子硬气，换别人早垮了。”

张爱萍没说话，从口袋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七机部的整顿计划，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他知道，自己能从医院出来，不是因为认了错，是因为背后有群人撑着。这群人，是当年一起在战场上把后背交给对方的兄弟，是知道他脾气臭却愿意护着他的战友。

其实宋时轮那会儿日子也不好过，自己也被人盯着，可他还是敢跑前跑后；粟裕病得下不了床，却把唯一能指望的人指给了李又兰；聂帅叶帅位高权重，却愿意为一个“刺头”拍桌子……

张爱萍出院后，立马扎进了七机部。他让人把散落在各地的科研人员全找回来，对着一群愁眉苦脸的人说：“别耷拉着脑袋！咱们抢时间，1977年的任务必须完成！”

他带着人重修厂房，给职工盖宿舍，连食堂的饭菜都亲自去尝。有人说他太细，他瞪眼睛：“导弹上的一颗螺丝钉都不能错，食堂的菜能马虎？”

那年冬天，七机部的灯亮到半夜的越来越多。1975年7月，长征二号火箭把尖兵一号卫星送上天，院子里的人哭成一片；11月，返回式卫星成功回收，张爱萍站在指挥大厅里，背着手笑，眼角的皱纹里全是泪。

后来有人问他，当年在医院里怕不怕。他却说：“怕？怕就不说话了？我怕的是对不起那些跟着我干的人，怕的是国家的导弹上不了天。”

再后来，张爱萍又主持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的研制。每次试验前，他都要亲自去查设备，从焊点查到螺丝钉，连工作人员的鞋带都要盯着解下来，就因为当年差点有根鞋带掉进发动机舱。

有人笑他较真，他却说：“打仗的时候，一颗子弹就能要命；搞科研，一根鞋带也能毁了几十年的心血。”

1980年，洲际导弹试验成功那天，张爱萍在发射场给宋时轮打了个电话。宋时轮在电话那头吼：“好小子，没给我这‘老鬼’丢人！”粟裕得到消息后，也特意表示了祝贺。

2003年，张爱萍也走了，享年93岁。他的墓碑上没刻多少功绩，只刻着一句话：“为党为民，敢说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