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自2013年起实施生育现金补贴，新生儿家庭可获一次性5000元人民币补助，0-1岁儿童每月补贴约2900元，后续政策进一步加码至1岁以下每月5450元。然而十年间，韩国生育率从0.92降至2024年的0.72，持续全球垫底。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日本，该国长期提供儿童津贴（累计约10.5万元人民币），但2024年生育率仅1.15，出生人口首度跌破70万。东亚地区的高强度经济激励普遍未能扭转生育颓势。

经济压力仅是低生育率的表层因素。韩国年均工作时间超过2000小时，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高居第二，职场文化中频繁的聚餐和加班挤压家庭时间。同时，传统性别分工依然固化，调查显示家务劳动仍主要由妻子承担，育儿的职场代价高度性别化——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后难以重返岗位。教育成本同样构成重负，2018年韩国高中生月均课外辅导支出达1700元人民币，连续六年攀升。这些结构性矛盾无法通过补贴单点突破。

2025年7月，中国推出全国性育儿补贴制度，每孩每年发放3600元直至3周岁，预计年度财政支出约1200亿元。该标准占人均GDP的3.8%，处于国际合理区间，但显著低于日韩水平。政策背景是中国人口连续三年负增长，2024年出生人口降至954万，总和生育率跌破1.5的警戒线。国内部分地区试点显示，覆盖多孩次的补贴对生育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如杭州、郑州补贴一孩后出生率同比回升0.80‰-1.16‰，而仅补贴三孩的沈阳、长春回升幅度不足0.52‰。

单一经济杠杆的局限性促使多国转向系统性支持。法国生育率维持在1.8的欧洲高位，核心在于职场与托育制度的协同：父母可申请弹性工作制（每周不少于24小时），公立托儿所接收两个月以上婴儿并按收入阶梯收费，每日最低仅需数十元人民币。中国湖北天门市的实践印证了这一路径——2024年通过住房优惠、产前补贴和育儿津贴等组合措施，当地生育人数同比增长17%。这些案例表明，降低生育成本需打破经济支持的单维思路，嵌入职场文化改革、公共托育扩容与性别平等推进等社会政策。

当前中国生育补贴制度的价值在于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但其每年3600元的基准对一二线城市家庭而言，仅能覆盖数月奶粉支出。若要使生育决策脱离经济理性与生存压力的二元困境，需重塑职场对育儿者的包容性，弥合公共托育资源缺口，并削弱教育竞争带来的预期焦虑。毕竟，生育不仅是家庭的经济计算，更是对社会环境可持续性的信任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