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5日早上七点半,妈——我回来了!”走廊里传出陈明亮几乎破音的喊声。传达室递来的那封厚厚信件还带着油墨味,他攥得发皱,却舍不得松手。门刚推开,宋玉玲看见信封右上角的北京师范学院几个字,先是一愣,随即泪水止不住往下淌。屋里摆着一张简陋的小桌,桌上供着陈永贵的遗像和灵牌,炉火里香烟缭绕。陈明亮扑通跪在灵案前,把录取书举得高高:“爸,我做到了!”
回想半年前,同一间屋子里弥漫的却是另一种气味——药味与消过毒的酒精味。2月28日那天,北京医院103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医生刚把最新的检查结果递给家属。报告上“晚期”两个字刺眼,可陈永贵还是笑着说:“不碍事,省点药,好药给更需要的人。”他转过头,拍了拍小儿子的手背:“今年可得好好考,我想活到放榜。”这句话像细针扎在陈明亮心口,他只用力点头,憋着不掉眼泪。
陈永贵早年在大寨整沟架渠、修梯田时,人狠话不多,哑着嗓子吼一声,大伙抡镢就下沟。山西干砾土里长不出多少庄稼,可他硬是带着社员把产量抬了上去。1975年冬天,他受命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只带了两口大木箱,以为出差三个月,没想到一去十年。换届后卸任,他把行李扔进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抖抖衣袖,主动去真武庙农贸市场转悠,自嘲“还得闻闻土腥味,才踏实”。
1985年初夏,他右耳后冒出的指甲大小包块,最先被家人当作普通毛囊炎。小医院看不了,换复兴医院,又折腾到北京医院,才被确诊为肺癌伴淋巴转移。听到“癌症”两个字时,陈永贵只是重复:“花钱多不?”医生愣了一下,只能劝他安心治疗。那年物价刚放开,医院伙食一天两块七,他算了半天,说“比街边炸酱面便宜”,总算安稳躺回病床。
住院期间,大寨乡亲来京开会,总要绕到病房看望。为了省劲,医院在窗口装了个小木梯,探望的人使劲踮脚,也要跟他握手。一位老队长忍不住红眼眶:“永贵,你放心,大寨还能翻地!”陈永贵摆手:“梯田能不能翻不重要,娃儿能不能读书更重要。”说这话时他眼睛盯着病床边的练习册,那里记录着陈明亮的模拟分数——总分在重点线之上,却偏科严重。父子俩曾悄悄约定,一旦录取,陈明亮回到乡下教书,用文化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
2月6日除夕前夕,医院同意他回家过年。北京那年冬天格外冷,屋子里靠两只电炉取暖,暖气只开半截。夜里,陈永贵盖着旧棉被,喘气带着杂音,却突然说:“我走了,就撒在山坡上,别进狼窝掌,那地名不吉。”宋玉玲背过身去擦眼,陈明亮攥起被角,“爸,等我录取。”回答他的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26天后,病情陡转直下。3月26日晚八点三十五分,心电图划出最后一条直线。家里电话响个不停,通知火化、运骨灰、简办丧事。中央来电同意“不开追悼会”,但大寨人不认这套,说“老陈怎么能悄悄走”。于是山里搭了灵棚,天亮便举行追思,领导吩咐,“灵棚赶紧拆,免得让老陈看见”。对陈永贵而言,大操大办不是褒奖,能让土地少荒一亩才是真孝顺。
4月初,灵车回到大寨。陈永贵一生开垦的虎头山在清风里显得格外安静。孙女捧着骨灰盒,沿盘山小道拾级而上,撒向梯田。山风卷起灰白色粉尘,落在石缝,也落在新翻的地垄。陈明亮抬头望见麦苗探芽,心里一酸:父亲最惦记的,还是庄稼。
高考前那段时间,他在父亲病床旁挑灯夜读,生怕漏掉一个考点。老师劝他报理工,他却临时转填中文系:“我要当老师,和爸种地一样,是种人。”录取通知书来得有些晚,比北方麦收还慢半拍。那天,他冲出传达室一路狂奔,路人不明所以,只看到一个小伙子攥着粉色信封,脸上泪花乱飞。
录取书摆在灵案上,陈明亮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鼻尖碰到地面,“爸,这下您可以放心了。”宋玉玲站在一旁,扶着桌角才没跌倒。她不识几个字,只摸着信封上那行铅印:“值钱的东西啊,可惜他看不到。”陈明亮把母亲扶到椅子上,轻声说:“咱们先给爸报喜,他听得见。”
陈永贵留下的私人遗物不多,一顶旧白毛巾、两件褪色中山装、一把镰刀。屋里最体面的家具是一张公家配发的沙发,弹簧早露出铁丝。陈明亮打包简单,很快算了笔账:如果把公物清出去,一辆板车就够搬家。这样的“家底”落在旁人眼里或许寒酸,可在他心里却沉稳——那是父亲给自己的最后一课:清清白白来,干干净净走。
进入大学后,他真的选择了师范定向,毕业分配时主动申请去贫困县。有人劝他:你爸当过副总理,何必受苦?他摆摆手:“我爸当副总理那几年,农田水利图我都见过,他口袋却没揣过钱。我教书,无非换个镢头。”他说话带着山西口音,语调平缓,却透着倔劲。那年,第一批学生只有三十来个,教室是村里的祠堂。他把录取书贴在黑板旁,告诉孩子们:“这玩意儿不贵,可得自己挣。”
又过几年,陈明亮整理父亲口述资料,完成十多万字手稿《陈永贵的一生》。书稿印出来时,他没有大规模宣传,只送给大寨小学一百本。孩子们翻到插页照片,指着那个笑眯眯、戴白毛巾的老农,问:“这是谁?”年轻教师抬头,想起每到雨季就从山上冲下来的浑水,想起层层梯田里闪动的镢把影子,笑着回答:“这是种过很多庄稼的人,也是盼你们读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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