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同学（左） vs 肖同学（右）

今天这篇本来不想写，“武大图书馆性骚扰案”的话题已经谈得够多了，但这两天不断有人来质问我，认为我之前所写的并未厘清事情，也不预设立场（至少看起来），“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对道德审判没兴趣，无意判断谁是谁非，更不是哪一边的律师，站队为谁辩护，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毕竟我写的是社会评论，只是借此事为切入点来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社会。然而，太多人都急于站队审判，或是把我自动归类，或是逼我表态说明——同时还不满我“偏颇”。

那我就一次性说清楚我对此事的理解。当然，那都是我自己的推测，诸多关节缺乏证据（连法院都尚且承认无法证实，何况我），只是当此事现已演变成罗生门之际，我自认这是最能解释其中诸多疑点的。必须说明的是，我解释当事人的行为逻辑，并不等于认同其做法是对的。

事发当天，那位肖同学在杨同学对面自慰了吗？我倾向于认为，他确实做了。孤立地看视频的画面难以确定，但如果结合另一些信息来看，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如果只是搔痒，一般的男性即便猝然遇到一个女性控告他性骚扰，没骂“神经病”就已经算得客气了，大概率就是啼笑皆非：“谁性骚扰你了？我挠痒痒还不行啊？”更别提写什么道歉信了。

然而，肖同学当时的反应是惊慌失措，他再三央求别把这事捅出去，不但承认自己犯了错，而且主动提出花钱私了。这表明，他有强烈的羞耻感，最惧怕的是自己的行为曝光——但搔痒有什么好害怕曝光的？

事后，其母一再宣称，自家从小家教严格，儿子品行纯良，不可能犯下这样的事。然而，越是追求“纯洁”，对性话题避而不谈的家庭，在其中长大的孩子越容易性压抑。

试想一下吴谢宇：他从小完全按严母的预期成长，但当他上大学后，青春期的身心变化，让他陷入剧烈的内心交战，结果，他在弑母之后干的，全是其母生前绝对不会允许的，竟然从原先的性压抑转向彻底的性放纵。

肖同学在事发时也是大一新生，到了青春期欲望爆发的临界点，然而他从小所受的家教又将这种欲望死死压住了，这种身心交战想必使他既极为羞耻又难以自制，又由于无法自制而更加羞耻，其结果就是自慰。

虽然他对杨同学声称“我是第一次”，但他能在图书馆这样的公开场合如此隐蔽而若无其事地自慰，那绝无可能是第一次，因为那并不只是一时的见色起意，而是长久以来心理痼疾的外显。由于他绝不敢让父母知道，极有可能，他家里并未察觉他的变化，否则其实早该送他去看心理医生了。

网传他爷爷在他遭网暴后气死，并归罪于杨同学，然而，如果孙子清白无辜被网暴，爷爷更合理的反应难道不应该是愤怒（向外攻击）吗？气死更像是承受不住真相之后的羞耻抑郁（向内攻击）。如果是这样，那么这家人的道德洁癖不是一般的严重，也因此，肖同学清楚地知道自己这样是绝对不能让家里知道的。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何在被抓包时如此惊恐，那绝不只是对方“强势”而他“懦弱”能解释的，他当时的表现，其实很像一个做了坏事被妈妈发现的小男孩，那是他从小最为畏惧的。然而，人的心理就是这样：越被禁止的，越控制不住想做，做了又更害怕被发现，直到迎来猛烈打击。

杨同学正是他最怕的那一种类型：严厉、直接、软硬不吃，那肯定唤起他从小受罚的恐惧记忆，而且更可怕，因为对妈妈至少可以求饶获免，总不至于把他怎么样，但这位姐姐却是穷追猛打到底，他毫无办法。

杨同学碰巧是对周遭环境中的危险高敏感的人格，住宾馆都要放一瓶水在门把手上，笃信“只要有1%的可能，受害者就得100%地防范”。也因此，肖同学那样隐蔽，她也能察觉到，还能沉住气，先拍视频，然后直接对质，全程录音，那气势可想是泰山压顶一般的，也因此，肖同学才被吓到惊慌失措。

但她的取证也有漏洞：第一，仅凭视频画面，未必能确定肖同学的行为；第二，即便确定是自慰，肖同学也认错、写下道歉信，但无法证明他是以她为对象，而性骚扰必须有特定对象才能成立。实际上，她最终败诉就栽在这两点上。

手握视频、录音、道歉信这些证据，她当时想必有绝对的信心，第一步就是肖同学最怕的：先直接捅到他辅导员那里，并要求予以惩戒。但在此时，肖同学及其母看来还是想通过妥协解决的，所以才希望和她会面，了解她的诉求，这也暗示，其实他们自知有错，只是希望付出一点代价（例如经济补偿）来解决。否则以肖母的强势，如果知道儿子只是搔痒而无过错，那还有什么好谈的？

没想到的是，这位杨同学是个软硬不吃、绝不妥协的硬茬，既不要钱，也拒绝见面，而她开出的惩处条件，实际上是学院里也无权答应的，最多也就是给个记过。

这种激烈、绝对化的行事风格，是她一直支撑下来的内心动力，却也是她后来走向失败的根源，因为她不能妥协，但自己的要求又得不到满足，于是只能升级冲突，而这又使得妥协更难达成，最后必然是“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死局。

这样，肖家明显改变了斗争策略，肖同学的屈服、认错不好使，收买、谈判也没用，那就干脆完全否认有错，洗白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搔痒”说在前期一直没出现，直到很后来才登场。同时，肖同学退场，肖母接管过来，形势实际上变成了两个女人的对决。

走司法程序，杨同学其实是赢不了的，因为她的证据并没有硬到能支撑她的诉求。她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早早和解，比如学院处分后就结了，她这一路搏斗，更像是被一股“气”驱使，这只是披着法律纠纷的外衣，实际上倒更像是上访——一层不行就升级一层，层层升级。

为了这件性骚扰案，她当然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肯定有人说，这不可信，她是霸凌低幼无辜男性的“恶女”，但如果是这样，就得解释：她投入那么多精力，图什么？

有些人说，她就图那种霸凌的爽感呗，还能借机成名，受人瞩目。说这话的人，其实是预设了她是一个愚蠢的坏女人，哪怕对自己没什么真正的好处（至少她从头到尾没要钱），也乐于诬告。这种说法不免把人性想得太恶也太简单，无法解释她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件事的强大心理动机。更何况，如果她真的是旨在获胜，那就没道理做出一系列让自己丧失同情的操作，尤其是败诉后那番表态。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看来明知道自己这样“疯批”会予人口实、招致恶评、把同情者赶走，最终对自己不利，但她什么都顾不上了，因为她难受得要死，只图当下一时之爽。这是一种极为偏执的自毁性人格，然而要不是她这么“疯”，这事早就悄无声息结束了，绝无可能闹到现在这么大。

事到如今，这事在舆论场上已经变成众说纷纭的罗生门事件，太多人都急于代入，并根据自己的立场站队，加入道德审判。然而，过于分明的道德判断，往往以牺牲人性的复杂性为代价——例如，有的人是相信，此事只是一个“恶女”对“清白男孩”的“诬告”，这个叙事虽然让他们深信不疑，却必须要略过很多细节，否则是说不通的。

国内的舆论，向来苛求一种“完美受害者论”，但真相可能就是两个人都不完美，甚至都有某种心理障碍，也正因此，才会都以受害者的心态深陷在这个泥潭里。然而，这一点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无法接受和理解的，因为他们只想看到非黑即白、善恶分明。

我所推断的，当然也未必就是真相，但我们只有接纳真实的人性、也理解人性，才能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