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星明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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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发布于《九江日报·长江周刊》2025年7月20日，总第1035期，经作者授权转发。因篇幅限制，《九江日报·长江周刊》做了一定的删减，以下为邓教授在“美篇”上发表的原文。

续前篇：

宣传队并不是一年到头都排练演出，它是一个机动队伍，有宣传任务就抽上来，平时回基层劳动，由老农带着下地干活。记得我分到7连2排，排长叫余蛟龙，是一位和善的中年男子，对我们知青很照顾。

有一次，余排长安排我和陈立行、王先德等人用翻垦一块红花草地，里面的蛇特别多，大都是金环蛇和银环蛇。平时我们听说哪里有蛇，都躲得远远的。现在地里劳作，你躲不了。好在我们人多壮胆，每人手里有铁锹，只要有人喊：“这里有蛇——”大家一拥而上，七手八脚用铁锹乱打一气，直至把蛇打死。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不轻易把蛇打死，还敢把蛇尾巴拎起来甩玩……玩够了，乱棍打死。我们把打死的蛇放在田埂上，一上午竟打死7条蛇，每条都有1米多长。

后来有人提议，丢掉太可惜，可以弄来吃。记得我和陈立行找来一把刀，就在田埂上杀蛇剥皮，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蛇杀蛇剥蛇。我曾听说“杀蛇杀7寸”，离蛇头7寸部位都不要，也听说蛇胆能明目，当时每取出一个蛇胆，都有人当场吞服。

回到宿舍，我们找有锅灶的人家，准备一些佐料，把7条蛇全部红烧，装了满满一脸盆，颜色鲜艳，香气扑鼻，有人还去小卖铺买瓶白酒，大家围坐一起喝喝小酒，品尝鲜美蛇肉，给困苦中的知青们带来莫大快乐。

一天，听人说，食堂有只黄鼠狼掉到水池淹死了，我们跑去，看见真有只死得硬邦邦的黄鼠狼，食堂人准备丢掉，我们要了回来，尝过蛇肉的鲜美，又想尝尝黄鼠狼的味道……还是我与陈立行合作，把黄鼠狼挂在宿舍门后钉子上，把刀磨得十分锋利，先从颈部开刀，试着剥皮。开始还顺利，从颈部一直剥到尾巴，谁知屁眼处一刀下去……顿时，一股强烈骚味从屁眼喷出，那种从未闻过的骚味熏得脑子发晕，眼都睁不开，我们吓得夺门而逃……在外面转悠几小时，才诚惶诚恐地进房，赶紧把黄鼠狼扔垃圾桶，至此才知道黄鼠狼的厉害！

50年前的茅山头，可谓“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包浓”。茅山头属红色粘性土壤，天晴时地面结块，非常坚硬；下雨时变成泥浆，粘性很强。在茅山头，雨靴是人们劳动和生活必备用品。

那时我没有雨靴，仅有两双解放牌球鞋，换洗着穿。一直非常渴望有双雨靴。那时每月16元工资，父亲和大弟下放修水，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每月发工资给家里6元，补贴家用。我跑遍九江各百货商场，一双雨靴需6元2角。我几个月省吃俭用，好不容易下狠心买了一双短统雨靴。那年我20岁，尚有爱美之心，穿着崭新雨靴，心里美滋滋的。每天劳动完了，我都把雨靴擦得油光呈亮，特别爱惜。

好景不长，就在我买雨靴仅5天时间，雨靴竟不翼而飞。急得我到处寻找，找遍所有可能丢失的地方，一无所获。我意识到可能被人偷走了。可谓晴天霹雳，伤心极了！我想找回雨靴，从丢靴那天起，凡是下雨天，我留意周边所有穿新雨靴的人，依然毫无所获。许多知道我丢雨靴的同学纷纷安慰我，积极地帮我四处打听，企图找回来。

有一天，四连俞小屏传来消息，说他们四连最近有人穿新雨靴。我连忙赶到四连，在俞小屏帮助下，找到那个瘦弱小伙子，他一口咬定雨靴是他自己买的，我没办法，只得作罢。

宿舍里，我上铺是周金水，他有两双雨靴，我羡慕极了。有次下雨天，他借我穿了十几天，非常感谢他的帮助。50年后回想这事感慨不已。那双新雨靴肯定是某个知青拿去了，在那个极端贫困的年代，偷靴人也十分需要雨靴，就权当帮他一个小忙吧。

我们这辈人非常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为了一双雨靴伤筋动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茅山头是血吸虫疫区，垦殖场每年都要给职工进行普查。1969年普查中，我被确定为血吸虫患者。血吸虫在茅山头是常见病，多发病，许多一家人得了也不足为奇，与我同时检查出来的有一百多人。听说患上血吸虫，虽有不快，但不紧张。接着就在茅山头医务所住院治疗，我被安排在一个小病房，两个病床，同房是个带队干部，叫殷敏如，江西农学院文革前大学生，二十多岁，干部编制，月工资42元。

二十多天住院，朝夕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宣传队干农活，一般在果园里喷药打虫，很少接触水。自己患血吸虫，估计是“干道”挖沟渠染上的。记得挖到一米多深时候，沟里渗水，我们站在水里挖泥，不幸染上的。

当年治疗血吸虫病，主要方法就是打锑剂，一共20针，每天一针，静脉注射。每天清晨6点，医护人员查房，量血压测体温，接着就是静脉注射，大概需要一上午。锑剂是种含毒药物，既杀死血吸虫，对肝胆也有损害。一般人打到十几针时，会出现头晕呕吐乏力等症状。我当时年轻，反应还算轻的，打17针时，身体有些反应，停了一天。茅山头医务所人不多，领衔是一位梅医生，听说原是国民党军医，有历史问题，还有一位姓蔡的护士。平心而论，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对病人亲切和善。在茅山头简陋的医疗条件下，他们算是尽力了。

因为与殷敏如是同房病友，袁小珑（小名阿龙）经常来看殷老师，我们也慢慢认识了。阿龙是高干子弟，其父袁健是九江地委副书记，其母是九江仪表厂党委书记。文革中其父母被揪出，关在茅山头牛棚里。世事很奇妙，打血吸虫认识殷敏如和阿龙，我们三人此后成了好朋友，彼此关照，来往密切。

殷敏如后来在九江一中当物理老师，阿龙当兵读大学，进了省政府机关，最后下海当老总。文革期间，有次中秋晚上，阿龙到我家来玩，当时家里穷，连一块月饼都没有。阿龙见状，借故出去一会儿，回来买了一大堆糖果月饼，一家人十分感动。此事已过50余年了，一家人至今还记得，可见雪中送炭，远胜于锦上添花。

打完血吸虫，可以在家休息一周，我到8连（奶牛场），找到张焕兰和周金水，当时活鸡9毛一斤，残鸡只需6毛一斤。一块多钱可买一只2斤多的鸡，回家自己宰杀烹煮，连鸡连汤全部吃光。我连吃两只鸡，脸色才有点红润。一般人经过锑剂杀血吸虫，肝部都会肿大，出院时医生会手摸肝部，告诉病人肝肿几指，我的肝部竟然没肿大，后来我又到九江市血吸虫防治所，医生摸肝，还是没发现肿大。为此十分庆幸。

1994年，龙开河上的向阳闸 摄影：蔡少敏

50年前的茅山头，在6连与7连之间有条向阳河，河水常年流动，水质不错，很清澈。河上有座水泥桥，叫向阳桥。

那年头茅山头没有自来水，吃的是井水，用的是向阳河的水。茅山人天天参加繁重体力劳动，免不了要洗澡洗衣服，向阳河就成了知青天然的澡堂和洗衣场所。

一天，劳动之后，宣传队男同胞到向阳河洗澡。队长徐建南（外号保长）别出心裁地说：今天所有下水的人，必须从向阳桥上跳下来。桥面与水面至少也有3至4米，许多人胆怯不敢跳，也有几个胆大的先跳了。男人嘛，都讲脸面，不想被同伴看作胆小鬼。在保长忽悠下，在众人催促下，我记得每人都从桥上跳下去，当然没有什么漂亮姿势，大都是“冰棍式”，双手双脚并拢，闭着眼睛，直直往下跳，好在水很深，大家会游泳，没出什么意外。

当时向阳河有许多鱼，桥底小鱼苗很多。保长又出馊主意：“今天每人要生吃一条小鱼，否则不准上岸。”说着他自己抓一条鱼苗，给大家过目后，放进嘴里嚼呀嚼呀，然后张开嘴让大家看，证明确实是吃下去了。保长吃完鱼苗之后，监督大家一个个抓鱼苗吃。轮到我，这可是生平第一次，鱼苗放进嘴里还动了一下，我用牙齿胡乱咬碎就囫囵吞枣下肚，除了觉得有股腥味外没什么特殊感觉。每人吃完还要张开嘴让大家看看，引来一阵阵笑声和欢呼声……

茅山日子里，沾了不少野性，反正已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胆子大了，举止放开了，敢打蛇，敢吃生鱼，从地里拔个萝卜在衣服上擦几下就啃……想当年，我们都是20上下年轻人，浑身充满着生气活力，在政治高压下，在繁重劳动之后，回归自然，寻找欢乐，是年轻人的天性。向阳河成了茅山知青快乐的天堂！

啊，快乐的向阳河，十分怀念你——

邓星明

【作者简介】

邓星明，1948年生于江西九江，九江学院中文教授，东莞城市学院文学与传媒系教授，曾任艺术系及文传系主任，北师大电影学访问学者。著有《中外经典电影鉴赏》被国家图书馆收藏。

【编后记】

茅山头垦殖场的范围，东端是现在龙开河，南端是九江市博物馆，北端基本上是现在的长城路，南端为今长虹西大道。这一片区。如今已相当繁茂，但在当年却是沼泽、丘陵一片，十分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