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认知里,包拯是那位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 “包青天”,他总是身着蟒袍,头戴乌纱,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手持惊堂木,公正地审理着各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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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有人深入探究,这位名垂青史的大清官,在宋朝究竟领着怎样的一份俸禄。当我们得知他每年的俸禄高达 18000 贯时,心中不禁会涌起疑问:这 18000 贯,放到如今,到底价值多少呢?

包拯的仕途可谓辉煌。他一路从底层官员做起,历经多年,最终官至枢密副使,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副部长,妥妥的正二品大员。在其仕途巅峰期,身兼数职,其中尚书省右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虽为挂名,但这意味着他能领取多份俸禄。

《宋史・职官志》中白纸黑字地记录着,包拯每月的俸禄约有 1500 贯,如此算来,年薪便高达 18000 贯。这一数字,在当时普通百姓眼中,简直是天文数字。要知道,当时一个底层百姓辛苦劳作一年,也只能挣得 20 贯左右,包拯一人的收入,竟抵得上 900 个平民一年的收入总和。

那这 18000 贯,在北宋时期究竟有着怎样惊人的购买力呢?北宋时期,一贯钱的购买力相当可观。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贯钱能购买一石米,而宋代的一石约合现在的 125 斤。以如今普通大米每斤 3 元的价格来计算,一贯钱就相当于现在的 375 元。

如此一来,包拯的 18000 贯年薪,折合人民币约为 675 万元。但这只是一种算法。还有学者以更精细的方式进行计算,他们认为宋代一石米重约 90 公斤,按照如今的米价换算,一贯钱相当于 540 元。若以此计算,包拯的年薪直接冲向 972 万元。甚至还有人按照白银的购买力进行折算,得出的结果更为惊人,包拯的年薪竟高达 2340 万元。

无论采用哪种算法,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包拯绝对算得上是 “宋朝千万富翁”。这 18000 贯,在当时足以买下堆积如山的粮食。以每人每年消耗约 300 斤大米来计算,这些钱能买到的 180 万斤大米,足够 6000 个成年人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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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包拯的工资单上,现金仅仅只是冰山一角。他每月还能固定领取 30 石粮食,其中大米和小麦各占一半;此外,还有 260 斤柴禾、520 斤干草。到了冬天,更是能领到 225 斤取暖用的木炭。这些生活物资,在现代社会或许并不起眼,但在宋代,却能为家庭省去一大笔开支。

更让人羡慕的是,包拯还能享受到实物福利。他每年能领到 10 匹绫、34 匹绢、100 两锦和 2 匹罗。这是宋朝给予高级官员的特殊待遇。若按照现代河南驻马店地区的良田租金来计算,仅仅这些土地每年就能为包拯带来约 240 万元的租金收入。若将所有的福利都打包计算,包拯的总收入堪称恐怖。

为什么宋朝官员的俸禄会如此之高呢?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宋朝建立之初,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官员因生活贫困而贪污腐败,从而实行了高薪养廉的政策。在宋朝统治者看来,给予官员丰厚的俸禄,既能让他们安心为朝廷效力,又能减少贪污现象的发生。

而且,宋代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可观,这也为高薪养廉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官员的俸禄体系变得极为完备。除了基本工资、各种补贴和实物福利外,官员们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例如,官员凭借 “给卷” 出差时,可以享受免费的食宿,还能领取衣物和粮草。高级官员更是享有 “祠禄之制”,疗养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退休后的宰相,还能担任 “高级顾问”,并且子孙还能通过 “荫补” 获得官职。

当然,高薪养廉政策并非在所有官员身上都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宋朝给予了官员丰厚的待遇,但仍有一些官员利欲熏心,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选择贪污腐败。不过,包拯绝对是个例外。他一生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尽管拿着如此高额的俸禄,但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

他并未将这些钱财用于个人享受,而是把大部分俸禄都捐给了灾民,还出资修建了不少水利工程。在他的心中,百姓的福祉才是最重要的。他深知自己手中的权力是百姓赋予的,必须要为百姓谋福利。他的这种高尚品德,赢得了百姓的衷心爱戴和尊敬,“包青天” 的美名也因此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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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的例子,让我们对宋朝的俸禄制度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8000 贯的俸禄,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笔巨款。但对于包拯来说,金钱并非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为百姓伸张正义、维护社会公平,才是他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