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实验的认识论问题指思想实验在哲学中的运用需要一般性的辩护。最近的二三十年里，一些哲学家出于不同理由质疑思想实验的价值；也有些研究者用不同的模型来阐述思想实验的功能，丹尼特称思想实验为直觉泵，索伦森将之比喻为指南针。借鉴乔姆斯基在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之间做出的区分，在评估思想实验的时候，也需要将进行思想实验的心智能力和这一能力的具体运用区分开来。从可靠主义的知识论观念来看，思想实验是类型意义上的可靠的认知过程。因为植根于可靠的认知过程，思想实验方法当然可以得到一般性的辩护，尽管具体的思想实验有容易出错的地方。
哲学史上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思想实验，图灵测试、中文屋、电车难题等思想实验都引起超出哲学范围的广泛讨论。然而，近些年，思想实验的名声有些争议，毁誉参半。赞赏者将思想实验视为做哲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反对者则从不同角度对思想实验方法提出质疑。因而，思想实验在哲学探索中的运用，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换言之，思想实验的运用需要一般性的辩护。我们将这个问题称为思想实验的认识论问题。从既有文献来看，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个问题做出过有趣的回应。本文基于对思想实验所涉及的认知能力的观察，并且借鉴可靠主义知识论的一些观念，来发展一种可靠主义的辩护方案。首先，本文概述几种针对思想实验的怀疑论考虑；其次，讨论当代研究中主要的辩护思路；再次，通过分析思想实验的认知能力基础，本文尝试论证，思想实验是可靠主义知识论意义上的可靠的认知过程；最后，简要总结讨论。
要先申明的是，“思想实验”这个概念还没有明确的、普遍接受的定义。这里，本文预设一种相对粗糙但比较典型的理解，即思想实验是通过想象、设想某个虚拟的场景或案例来进行理智探究，以期建立或反驳某个信念、假说或理论。另外，本文假定这种理解不至于过分泛滥，因为“思想”和“实验”分别构成了两个限制：前者使得思想实验区别于真实的科学实验；后者使得思想实验区别于奇妙或不着边际的想象、幻想，以及知觉、回忆等心智活动。
一、思想实验面对的挑战
在库恩的一篇重要论文里，他表达了思想实验需要面对的认识论问题，特别是：
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一个真正的思想实验，那么，在构想思想实验之前，这个思想实验所依赖的经验材料就必须已经广为人知，一般来说也被人们接受。然而，仅仅依赖于这些熟悉的材料，一个思想实验如何能够产生新知识或对自然的新理解？
作为科学史家，库恩并不怀疑思想实验的价值。相反，借助伽利略和皮亚杰的案例，他力图表明，思想实验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可以作为分析的手段，用来揭示我们既有的概念装备（conceptual apparatus）中的不恰当之处，表明它们会导向含混或冲突的结果，“通过将人们感到的反常转换为具体的矛盾，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哪里错了”。
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少研究者开始质疑思想实验在哲学探索中的作用。他们主要基于以下几种考虑：
第一种质疑认为思想实验不产生新知识。根据约翰·诺顿（John D. Norton）的经验主义主张：尽管思想实验披着由叙述、想象、故事构成的华丽外衣，但是，理性的重构总是可以表明，思想实验不过就是一个论证，思想实验中的想象场景或案例的作用无非是为一个论证中的前提提供经验性支持。因此，思想实验不能产生超出经验的知识。
第二种质疑认为思想实验是“很成问题”“极具误导性”的哲学工具。根据凯瑟琳·威尔克斯（Kathleen Wilkes）的观点，哲学应该放弃使用思想实验，“使用科学事实而不是科学虚构或幻想”，因为思想实验不能提供好的证据，因而不是严肃的哲学论证的方式。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威尔克斯认为，在伦理学、心灵哲学、人格同一性的讨论中，像“裘格斯的魔戒”“帕菲特的分裂人”之类的思想实验，因为“常常依赖于混乱、模糊的假定或信念”，都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论。
第三种质疑和实验哲学的兴起相关。立足于一些哲学实验，实验哲学家主张，人们的哲学直觉很不稳定，常常受文化背景、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甚至性别等因素的影响。比如，乔纳森·温伯格、肖恩·尼科尔斯、斯蒂芬·斯蒂奇等人的《规范性和知识直觉》一文就希望表明，东亚人和西方人的“知识”直觉有重要差异；乔纳森·海特的著名论文也表明，人们关于“无害的恶行”的宽容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鉴于部分“扶手椅哲学”诉诸思想实验来牵引出某种哲学直觉，或者借助思想实验来分析某个哲学概念，实验哲学的拥护者就获得了反对思想实验的理由。
以上概括当然没有囊括所有的批评意见。如果容忍可能不够全面这个不足的话，那么总体来看，关于思想实验的怀疑论有个一般性的模式，即往往立足于指出个别思想实验的严重缺陷，进而通过对这些缺陷的产生原因做出诊断，以期表明它们是思想实验的普遍缺陷。这个“两步走”的论证模式之所以缺乏说服力，其原因往往不在于对个别思想实验的缺陷的分析，而在于第二步，即如何将某个或某些缺陷向所有的思想实验推广。比如，以威尔克斯的讨论为例。她关于“裘格斯的魔戒”“帕菲特的分裂人”之类的思想实验的批评确有见地。不过她建议，一个有效的思想实验必须具体阐明相关背景，并且不能违反已知的自然律。看起来，这个要求就过高了，它实际上会排除许多重要的思想实验，比如笛卡尔的恶魔思想实验或者帕特南的孪生地球思想实验。
二、三种思想实验辩护思路
库恩之后的路，粗略地说，以库恩的问题设置为背景，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思路。倘若借用知识生产的观念来建立一个便于讨论的框架，我们不妨说：第一种思路是，关注知识生产的原材料（也就是思想实验中熟悉的“经验”）所起的作用；第二种思路是，强调思想实验在知识生产中的工具性价值；第三种思路是，着眼于思想实验在知识生产中所获得的积极结果。
经验主义者诺顿走在第一条道路上，他发展了一种可称之为“论证观”的立场。这一立场认为，思想实验不能产生超出经验的知识。一个思想实验就是一个论证，思想实验不过是援引已有的经验来为论证的前提提供辩护。这种观点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支持。一些哲学导论性著作也声称，“每个思想实验都是一个拥有肯定前件或者否定后件形式的论证的一部分”。
这种立场和库恩的建议相容，不过，它可能有两个突出的缺点。其一，认为每个思想实验都可以重构为一个论证的观点可能太强了。以笛卡尔的恶魔思想实验为例，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思想实验是怀疑的“发生器”，似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将它重构为一个有趣且自然（不牵强）的论证。其二，它可能错过了注意的焦点，因为即便一个思想实验可以重构为一个论证，这仍然不意味着思想实验本质上只是一个论证而已。
肯定思想实验有重要认知价值的哲学家，大多强调思想实验的工具性价值。比如，在丹尼特颇有影响的著作里，他将思想实验这种“哲学家钟爱的思考工具”称为“直觉泵”。因为有些思想实验的小故事设计精妙，“无论辩护的是哪个论题，人们看过后都会觉得‘是，当然，一定是这样！’”至于这种工具究竟有何特别之处而区别于别的哲学工具，丹尼特没有明确的建议。不过，他赞赏地评论说：“一个好的直觉泵比任何一种论证和分析都更为有力。”看起来，虽然没有直接断言这一点，但是他的评论蕴涵着思想实验是和论证、分析不同的思考工具。另外，从他“有些思想实验像严格的论证一样是可分析的”的言论来看，他未必会同意“论证观”支持的更强一些的论题，即所有的思想实验都可以分析、重构为一个论证。
“直觉泵”比喻有生动之处，但它不足以成为一般性的为思想实验辩护的方案。它至少有两个弱点：其一，在怀疑论者看来，“直觉”是个可疑的概念，它本身受到的质疑比起思想实验来说并不更弱些；其二，不是所有的思想实验都依赖通过引出有趣的直觉来起作用。以伽利略的思想实验为例，人们（比如库恩）在陈述这个思想实验及其作用时并不需要援引“直觉”这一可疑的概念。
另一种为思想实验的工具性价值辩护的思路来自罗伊·索伦森（Roy A. Sorensen）。索伦森的观点也被称为实验主义，因为他主张，“思想实验就是实验（尽管是实验的限制情况），因此从实验获得的那些教诲也适用于思想实验，反之亦然”。我们怀疑，没有几个严肃的科学家会认同“思想实验就是实验”的看法，不过，比较有启发的是，索伦森提供了一个简明有趣的类比来帮助我们理解实验的作用。在索伦森的笔下，思想实验和指南针的作用相似。对于判断方向来说，指南针是一个简单但有用的工具，虽然它也有各种局限，比如应用范围有限，并非精确地直指南方，有多种原因可以导致它出错等。作为启发性的类比，索伦森认为，“思想实验也是确定命题真值的简单有用的工具……思想实验并不直接指示命题的真值地位；而是为一个命题的可设想性提供证据，虽然只是不完美地相应于命题为真的可能性”。
还有些研究者强调思想实验能产生新知识，不过，对这类知识的性质，人们提供了不同的解说。按照詹姆士·布朗（James Brown）所论证的柏拉图主义观点，我们可以通过思想实验获得先验知识，特别是可以因此直观到表征自然律的科学定律。让研究者（特别是自然主义者）不满的是，柏拉图主义立场承诺了抽象对象和先验知识的存在，而且，关于自然律的柏拉图主义认为，自然律表达的是共相（它们是不依赖于物理对象的抽象实体）之间的关系，这个主张向来颇具争议。
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相比，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的观点可能要温和些。他主张，在思想实验中，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模拟”和反事实推理来获得一种“扶手椅知识”，这是一种区别于先验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独特类型的知识。按照威廉森的看法，他的观点有调和的特点，因为他认为“思想实验确实构成论证，但是想象也起到了不可还原的为前提辩护的作用”。
上述三种辩护思路，不管是着眼于思想实验的工具性价值，还是思想实验所产生的认知结果，都或许还有些浅表，因为这几种思路在谈及思想实验的认知机制的时候，都往往过于偏狭，或者向神秘主义让步。比如，威廉森将思想实验视为想象的一种，有些时候又几乎将它等同于反事实推理能力；索伦森则承认，“和指南针一样，思想实验究竟如何工作有些神秘之处”。
在论证的效果上，这三种辩护思路还不能阻挡一般性的针对思想实验的怀疑论；因为即便我们可以表明个别的思想实验能产生好的认知结果，也不能表明思想实验不是成问题的探究方法。我们不妨也用一个类比来阐释。如果有人质疑用抛硬币来完成选择题是不靠谱的方法，你当然不能用某几道题撞对了结果来回应质疑。
问题是，思想实验和抛硬币猜答案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判断是，通过抛硬币来完成选择题的机制和结果的正确之间没有联系，但是思想实验不一样，思想实验获得的真命题或真信念深深植根于人类的认知机制，因为思想实验是可靠的认知过程。
三、思想实验的能力基础
不得不承认，关于思想实验的心理学或认知科学，我们所知甚少。在进行思想实验的过程中，究竟哪些心智能力参与其中并且做出了（以及如何做出）何种积极贡献，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目前，讨论得比较多的心智能力包括想象、推理、心智模拟、概念能力等，不过，我们还完全不清楚，哪些心智要素或心智过程对于思想实验来说是必要的。
有一些哲学家似乎假定了一种休谟式表征主义的认知科学。根据休谟式的观点，我们的心灵具有将头脑中的印象或观念进行组合，从而产生新观念或新信念的能力。以这种眼光来看，在思想实验的过程中，联想、想象之类的心智能力就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正因此，有些哲学家根据思想实验需要运用的想象能力来理解思想实验，比如威廉森。在威廉森看来，“思想实验只是（想象）这个流程中的一种更复杂、细致和反思性的版本，以服务于某种理论探究”。这种看法可能以过于简化的方式来刻画思想实验了，因为复杂、细致程度或许并不是思想实验和想象的区别之所在；毕竟，从哲学史或科学史来看，没有哪一个思想实验所需要的想象如《西游记》或《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般复杂。
另一些哲学家似乎假定了一种笛卡尔式的心灵哲学。根据这种观念，理性的认知主体总是在心灵中考虑并评估命题，以及它们之间的推理关系。因而，在持有“论证观”的研究者看来，思想实验主要是进行论证或者进行反事实推理。这并不奇怪，逻辑学家当然可以对各种各样的思想实验进行理性重构，从而合理地阐明它们可能的论证形式。可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论证观”失去了一些东西，特别是未能捕捉住心灵的创造性能力在思想实验中的作用，因为思想实验似乎能以某种区别于论证的方式促产新知识或新理解。这可能也是丹尼特称思想实验为“直觉泵”的部分原因。
许多认知科学家相信，心智有杰瑞·福多（Jerry Fodor）所说的模块化（modular）的特点。简言之，有些心智机能像是彼此相对独立的积木，它们是服务于特定目的的领域特殊的计算系统，有信息封装、神经硬连线、天生指定等特点。重要的是，如果考虑思想实验的心智运作的话，那么它显然属于福多所说的中央系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心智机能的积木可以声称为思想实验的运作负责。注意、记忆、推理、想象、语言加工、未来规划、心智演练等认知科学家热烈讨论的认知能力，都可以参与到思想实验中来。
如果仿效诺姆·乔姆斯基在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行为（linguistic performance）之间做出的区分，我们建议，在评估思想实验的作用时，不妨将思想实验的能力和这种能力的具体运用区分开来，前者是一个认知科学概念，后者则是一个行为表现层面的概念。要特别说明的是，“思想实验能力”是个有点笼统的概念，因为它包括了多种认知能力，而不是一种单一的能力。这个概念虽然有笼统的缺点，但是不应该引起特别的担忧。在我们看来，这个概念正如“演讲能力”的概念一样起作用。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谈论一个人的演讲能力，虽然演讲能力也涉及语言能力、推理能力、观察能力、说服能力、共情能力等多种认知能力，但演讲能力的概念显然有助于我们评估或预测一个人的行为表现。
从认知发展的视角看，伴随着语言能力的发育，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做出现实性的想象，也能根据情境进行行为的心智演练和假设推理。例如，很小的孩子就能想象，如果自己把某个东西弄坏了会招来妈妈的批评；刚认识一些动植物图片的孩子就可以想象，走在森林里遇到哪些动物需要逃跑，哪些果实可以摘来吃。孩子也可以根据假设情景进行较复杂的推理，知道倘若买了一个木头玩具，弟弟会和自己争抢；但如果买了一个毛绒玩具，弟弟可能就没有兴趣。一个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事实是，大多数时候哪怕稍显愚笨的孩子，他们基于这些想象和推理产生的信念都是对的。
随着认知的发展，一方面，想象可以脱离现实的局限，比如可以让我们从日常可见的事物走向巨人国或小人国之类的奇幻场景；另一方面，想象、推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会进一步提高。进化论者完全有理由说，这些能力是我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应对世界的基本认知能力。
在理智探究的过程中，我们也用这些认知能力来进行思想实验。当然，在哲学实践中，想象出一个能够对理论进行检验的场景总是对心智的敏锐程度要求更高一些。它要求想象出一个场景，根据这个场景进行推理并做出预测，从而判断所做出的预测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某个理论。而且，有些时候某些思想实验的实施需要理论的武装。比如，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爱因斯坦一样想象骑着一束光飞行；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这个思想实验的认知意义。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思想实验所植根的认知能力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想象、推理、语言加工的那些能力。不管是“一尺之棰”“庄周梦蝶”之类妇孺皆知的案例，还是伽利略的“两个铁球”，抑或盖提尔式的反例，恰当地构造和理解它们的能力是正常人都已经具备的东西。
四、思想实验的可靠性
在引入了“思想实验能力”的概念之后，我们的进一步建议是，应该将对思想实验的一般性辩护与个别思想实验的辩护区分开来。对于这个区分，我们不妨用视觉的案例来做类比阐释。
视觉无疑是人类的主要认知渠道。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预设视觉认知的可靠性。不过，有时候人们会质疑视觉的某个实例的可靠性。比如，猎人可能怀疑自己刚才看到的黑影是不是一只熊，或者你可能怀疑刚才看到魔术师切开助手身体的情景是不是假象。在某些哲学语境里，人们也可以质疑这种认知能力的可靠性。比如，根据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基于视觉获得的认知结果不是真理，而只是对火把照射下的事物在墙上投下的影子的意见。又比如，笛卡尔曾经假定，在受恶魔欺骗的场景里，他的所有认知器官（包括视觉）的结果都是虚假的。
在哲学史和科学史上，许多思想实验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认知作用。因而，就某些具体的思想实验而言，比如伽利略的思想实验或者盖提尔案例，质疑它们的价值没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们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没有人会很严肃地针对这些思想实验提出质疑。当然，有些思想实验可能很成问题。正如威廉森对僵尸思想实验的批评所云：“虽然僵尸的定义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但这不足以使得僵尸在事实上可能。”
接下来，不纠结于为某个具体的思想实验辩护，我们将讨论焦点聚焦于当前的问题——在一般意义上，思想实验是不是可以使用的哲学方法？我的判断是一个正面回答。支持这一回答的论证如下：
（1）思想实验是可靠的认知过程；
（2）奠基于可靠认知过程的哲学方法，是哲学探究中可以使用的方法；
（3）思想实验方法是哲学探究中可以使用的方法。
在知识论研究中，一个有力的竞争方案是可靠主义。根据可靠主义的主张，一个信念的“辩护”是产生（和维持）这个信念的认知过程的可靠性的函数。作为可靠主义的旗手，阿尔文·戈德曼（Alvin I. Goldman）的一个基础观察是：我们大致可以将形成信念的认知过程区分成两类，即通常会倾向于产生错误信念的不可靠的认知过程和通常会倾向于产生正确信念的可靠的认知过程。
对我们的讨论特别有启发的是，戈德曼恰当地指出，“可靠的认知过程”是就“类型”（type）而言，而不是就“殊例”（token）而言。“类型”和“殊例”是哲学上的常见区分。一个过程的类型可以由许多殊例所例示，一个过程的殊例则只在时空中发生一次。以视觉为例，任何一个视觉过程，都是只发生一次的一个视觉殊例。不过，一个视觉过程可以被视为不同视觉类型的例示，例如，夜间的一个视觉可以是“晚上的视觉”“晚上月光下的视觉”“晚上月光下关于远山的视觉”等不同认知过程类型的例示。戈德曼注意到，就殊例而言，一个认知过程的结果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因而，我们只能在“类型”（而不是“殊例”）的意义上谈论认知过程的可靠性，即某类认知过程似乎有统计上的性质，比如有80％的概率产生正确的信念。
作为知识论的可靠主义还有些缺陷。相关讨论表明，产生于可靠的认知过程对于信念的辩护来说可能既不必要也不充分。此外，一个认知过程是否可靠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何种概括程度上描述这个认知过程，这会产生理论上很难处理的“概括性问题”（the generality problem）。
信念的辩护这种评价性质是不是必然随附于信念产生过程的因果性质，我们对这一点还有些疑虑。不过，看起来，依赖于可靠的认知过程和不可靠的认知过程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看到思想实验的认知功能，即思想实验是一种可靠的认知过程（而不是相反）。
说思想实验是可靠的认知过程，是因为几乎每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凭借“思想实验能力”形成特定的信念。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适当的想象，预判某件事情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具有心智演练能力，即在心智里演练某个具有复杂结构的行动的能力。人们可以恰当地想象或预测：如果对某个场景中的因素做出改变，会发生什么；如果自己或他人做出某个行动，又会发生什么。认为想象或心智演练和认知无关的观念可能是偏狭的；正如威廉森所云：“人类这个物种进化出（想象）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上的能力，并不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幻想。”
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场合中，人们不仅可以不断通过想象和心智演练形成信念，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信念都是真的。人们可以轻易地设想：如果面前的桌子上有个杯子，那么它会被桌面托住而不是掉在地面上；如果用铁棍使劲敲这个杯子，那么这个杯子会在桌面上破碎，而不是凭空消失。看起来，在日常情境中，“思想实验能力”是我们频繁使用的能力，而且它是如此可靠，几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产生真实的信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合理地说：人们具有进行思想实验的能力，思想实验是可靠的认知过程。
倘若上述判断是对的（我相信如此），即思想实验的运用乃是奠基于人们进行思想实验的能力，而且思想实验是一种可靠的认知过程，那么就没有理由质疑在哲学中使用思想实验方法。可以说让哲学放弃思想实验，就像不允许足球运动员用脚踢球一样，其后果不是哲学的贫乏，而是放弃哲学思考。思想实验的怀疑论，与其说它是建议我们放弃思想实验方法，不如说它是建议我们放弃使用自己可靠的认知能力。
诚然，一个具体的思想实验可能以多种方式犯下错误。比如，思想实验的语言叙述可能极具误导性；思想实验中想象力的运用可能太过天马行空，突破了现实性或逻辑可能性的限制；从思想实验场景到哲学结论的推理可能过于跳跃；等等。然而，这些错误无非是一个更一般性的批评的具体表现，即所有人类的认知能力都有出错的可能性或者没有得到良好运用。对思想实验的一般性指责，毋宁说，归根结底都指向人类本性所不可避免的不完善性。抛开这样一个平庸的指责之后，我们就再也看不到有任何坚实的理由可以表明，“思想实验能力”有什么固有的缺陷，使得它不能应用于哲学探究的场合。事实上，哪怕是像笛卡尔那样最彻底的怀疑论者，在将所有信念从头脑中清除之后，也是在思想实验的帮助下才建立起他的“第一原则”。
“没有想象，任何真正新鲜的东西都创造不出来。”进行思想实验的能力，奠基于想象、推理、心智演练、语言加工等多种基本认知能力。天赋的能力结构会因后天的经验输入不断提高其可靠性，一般来说，运用“思想实验能力”的认知过程（如戈德曼所云，在类型上）是可靠的，它总是倾向于产生真信念。这或许是思想实验方法在哲学上的运用卓有成效的原因。任何一个思想实验，不过是一般性的“思想实验能力”在具体情境或问题上的运用。个别思想实验的某个错误，当然不意味着它是思想实验一般性的固有缺陷。不能因噎废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社会科学杂志，原作者刘小涛。文章内容系原作者个人观点，本公众号编译/转载仅为分享、传达不同观点，如有任何异议，欢迎联系我们！
转自丨社会科学杂志
作者丨刘小涛
研究所简介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IITE）成立于1985年11月，是隶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主要职能是研究我国经济、科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跟踪和分析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态势，为中央和有关部委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全球技术地图”为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官方微信账号，致力于向公众传递前沿技术资讯和科技创新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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