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2日一大早，东极岛的渔民吃惊的发现，附近海域源源不断的飘来尸体、布匹、木头，以及大量的命悬一线的英军战俘。
“舍命救海难”是当地人的传统。发现海难情况后，东极乡渔民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计，扯起船帆，摇动小渔船出海去看个究竟。
据事后统计，整整一天，青滨、庙子湖等附近小岛196名渔民，几乎是全民总动员，先后出动小渔船48艘65次，从海面上救起了384名英军战俘。其中，庙子湖岛救了106人，青滨岛救了278人。
原来，日军的货轮里斯本丸号运送被俘的1800多名英军战俘（都是香港沦陷时，向日军投降的英军），准备前往日本，途中经过舟山东极海域时，被潜在附近的美军潜艇击沉。里斯本丸号上的英军战俘，很大一部分随着船的残骸飘向海滩。
被东极渔民所救的英俘都是男性，多数人光着背，只穿一条破裤衩，少数人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许多人负伤，血迹斑斑。秋风中，他们瑟瑟发抖，显得狼狈不堪。
不少被救者，用手势或生硬的中国话表示感谢。里斯本丸号下沉时，24岁的查尔斯跳入大海，和另一难友抓住一根木头，随波逐流。不知过了多久，他俩被渔民营救上岛。
起初，谁家救的，就分散到谁家去安歇。渔民生活艰苦，男女衣衫褴褛，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破衣烂衫。看到英俘在发抖，一些主妇就翻出旧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暖和下。但人多屋少，男女混杂在一起诸多不便，村里管事的就将他们安置在妈祖庙里，少数伤员则借住在房屋宽敞的渔民家中
岛上不产粮食，只零星种植一点番薯。渔民主动拿出口粮，给英俘做了稀饭、番薯汤等充饥，还泡了绿茶。饥寒交迫的英俘们端起热乎乎的饭菜，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又一碗。英俘中有几个会写汉字的，用树枝在沙地上写汉字“英国人”，几个见过世面的渔民议论一番，才基本弄清楚了他们的来历和身份。
东极乡处于东海深处，是人口只有1800多人的几个小岛，一下子增加了三四百名英俘，要吃、要喝、要穿、要住，小岛贫瘠，无力供养太久。当时，渔民们达成共识：英军也是打日本人的，所以是友军，应该迅速援助他们归国。但自1939年6月23日，日军侵占舟山群岛后，这里便属于日军第三遣华舰队舟山岛警备司令部管辖，各个水道，日夜都有日军重兵防守，船小人多，根本无法偷运出去。　
10月3日一大早，日军舟山岛警备司令部司令佐藤庆藏派来5艘军舰，3艘包围了青滨岛，2艘包围庙子湖岛。把刚获救的381名英俘又抓走了。在庙子湖岛，佐敦等英军战俘含泪频频向渔民挥手致意告别。
日军没想到，搜捕之后竟还有3名英俘，原天津市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监法伦斯、原英美烟草公司驻香港烟厂总监伊文思和原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会计师詹姆斯顿，被青滨岛渔民唐如良等人藏入岛北面崖壁下的天然海蚀小洞里。
3个英国人虽然有唐如良等人提供吃喝，也未暴露目标，但一路受尽押船日军的虐待，加上多位亲友遇难，受到惊吓，身体很快病怏怏的，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伊文思，高烧不止。在缺医少药的偏远小岛上，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尽快把他们送出去。
青滨岛渔民唐如良，虽然目不识丁，但为人仗义，善交朋友，江湖上人称“唐阿荡”。他知道东极乡一带的抗日武装，有一支自卫大队，他设法联系上了该部副大队长缪凯运，缪凯运立即向大队长王继能汇报，经过周密的安排，3个英军化装后，穿上渔民的破襟衫和肥大的灯笼裤，隐藏在舢板船篷下，被送到离大陆较近的葫芦岛治病藏身。
两天后，伊文思等人洗了热水澡，换上干净衣服，吃了几帖中药，病情有所好转。缪凯运立即把他们送上船，并押送舢板绕开日军的据点和巡逻艇，终于在浙江镇海县郭巨镇登陆，抵达甘露庵四大队大队部。
之后，伊文思等3人历经艰辛抵达重庆，再返英国。逗留在重庆期间，他们在广播电台中向全世界揭露了日军的暴行，引发了强烈的公愤。
庙子湖岛的渔民，也曾冒险把另外3个英俘藏在后山黄岩岙里，可是，这几个战俘却没那么幸运，当天就被搜山的日军发现了。
其他获救后被日军重新抓获的970名英俘，被送往日本本土的钢铁厂、码头、水泥厂做苦力，日本投降后，其中700多人获救，其余200多人已经死去。
九死一生、虎口脱险的伊文思等人，对这段经历刻骨铭心，多次向唐如良等渔民表示感谢。
2005年8月18日，87岁高龄的英国二战老兵佐敦和他的妻子、两个儿子，远渡重洋来到东极镇，向60多年前救过他的渔民表示感谢。他与耄耋之年的7位参加救援的老渔民热烈拥抱，亲切交谈。
佐敦回忆说：“我是被救的其中一个。所有被救的人太幸运了，也包括我。这些中国人非常善良地对待战俘，给我们食物和中国人自己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