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寺的方丈终于出事了，被中国佛教协会扫地出门，眼下正接受调查。
三十多年把一座千年古刹折腾成了生意场，少林寺名气更大，账本也更厚，可一桩桩举报还是接踵而来。
这一幕，倒让人想起了另一位出家人，走的完全是两条路。
证严法师，1937年出生在台湾清水镇，原名王锦云。
小时候战火纷飞，亲眼看着邻里在轰炸中倒下，那种无力感在心里埋下了种子。十五岁时，养母得了重病，她对天发愿少活十二年也要换养母平安。
病真的好了，她就从此吃素。五年后，养父突然去世，她第一次真正明白，人再有本事也挡不住生老病死，唯一能做的，是活出点意义。
二十多岁时，她自己削发，之后遇见了印顺长老，得了法名“证严”。
师父只留下一句话：“为佛教，为众生。”她从此搬到花莲，在小木屋里苦修，不接受供养，不去化缘，每天自己种菜、抄经，日子清苦得连路过的人都心疼。
那时候，她以为修行就是清净自守。
一切改变发生在1966年。那天，她去医院探望一位弟子的父亲，走廊上一滩血让她停住脚步。
那是个难产的妇人，走了八个小时的山路，好不容易赶到医院，却因为拿不出八千块保证金，没等到治疗又被抬回了家。
证严法师站在走廊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明白穷和病是一条锁链，拴住了无数人。
就在同一个月，三位修女来访，说了一句刺耳的话：佛教徒这么多，为什么看不到医院和学校？这句话像一记闷棍，敲醒了她。
从那天起，她不再满足于自己打坐念经，而是决定带着人去做些实事。
她身边当时只有五个弟子和三十个信徒，成立了一个名字朴素的“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
大家白天缝饲料袋、织毛衣，晚上做婴儿鞋，一个月攒下七百多元，用来救人。
那一年，第一笔钱花在了一位来自福建的老太太身上。老太太丈夫死于战乱，她孤零零留在台湾，长期卧病。
功德会每个月给她钱，雇人照顾她，直到她安稳离世。
很快，七百块钱根本不够用，证严法师干脆锯了三十个竹筒，发给三十个家庭主妇，让她们每天存下五毛钱买菜钱。
她说：“这样每天都记得有一颗救人的心。”这个看似笨拙的办法，后来成了慈济的标志。
功德会的名声传开以后，越来越多人加入进来。
她的养母甚至拿出积蓄，又去借钱买下一块地，建了静思精舍，让弟子们能有地耕、有屋住。
证严法师心里一直有一个更大的愿望，要建一座医院，让那些因为穷而失去机会的人不再绝望。
从1972年起，她先做义诊，后来发现根本不够。
她打定主意，要筹八亿建医院。消息传出去，没人相信几个女人能成事，就连身边的人都觉得天方夜谭。
证严法师没多解释，拿着竹筒和赤手空拳的信念，一点一点去募款。
钱好不容易凑齐了，地又成了难题，她跑遍全台，甚至想过把捐来的钱全部退回去，直到蒋经国出手解决。
1986年，慈济医院终于建成，开业那天立下规矩，不收住院保证金。这个举动后来带动台湾全岛取消保证金制度。
医院之后，她又一步步办起了护理学校、医学院，还有小学、中学和幼儿园。她说过，救急靠医院，想让人有未来，还得靠教育。
几十年间，从一双婴儿鞋开始的功德会，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之一。
1991年大陆发大水，她不顾台湾的反对坚持筹款救人。
后来无论是汶川地震、雅安地震，还是武汉疫情，慈济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骨髓库、希望小学、灾区援建，这些实事一个接一个。
外界的质疑始终没断过，她始终穿着那件僧袍，住在花莲，粗茶淡饭。
她自己从不碰慈善基金的钱，哪怕年过八十，依然每天开早会，听全球志工的工作汇报。
她用一辈子去回应当年修女的那个问题，佛教徒能不能做点看得见的事。
对比之下，少林寺的账面和新闻一桩接着一桩，看得人心凉。释永信被查，寺里人心惶惶，可另一边，花莲那间精舍的灯五十多年没灭过。
有人说，不怕比较，怕就怕同样穿着袈裟，有人想着钱，有人想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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