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的冬天，街头的霓虹还在闪，面包房的黄油味却淡了。
几个月前还能买到鸡蛋和可乐饼的工薪家庭，如今要先算煤价再看肉价，最后在味噌汤里多撒两撮盐权当加料。
银行按原计划九点开门，但排在窗口前的不是存工资的人，而是想把存折取回的同行邻居。
东京的报纸，把纽约华尔街的暴跌排在头条，读者第一次在汇率栏里看到“持续暂停报价”四个字——这行生硬的排版，比任何社论都管用地宣告：世界经济开始泄气，本地空气也会迅速变得稀薄。
失业来得非常猛。
最先是纺织厂，男工半薪待命，女工直接遣散。
百货商号把曾经耀武扬威的食品地下层关掉了一半的灯，顾客照旧还会来挑蛋糕，却只买最小的那一块块。
佃农把前年刚换的铁犁再度抵押，贷来高利米价借款。
船坞里停着的军舰构架半月不动，木匠靠拆卸废料生火。、
原先一周三次肉，如今是“一个月挤出两次荤”，原先下班后一小时的霓虹散步，如今变成街边读免费号外。
日常的底色由黄油的氤氲换成煤灰的铁青。
温度下坠，脸色就变得易怒——饭桌上多一双筷子，家里就要少开一盏灯；孩子写作业时嘟囔几句，父亲的巴掌比往年落得更快。
外部的刺激还在继续刺激着所有人的情绪：
如果说巴黎和会上“种族平等”提案被否，还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的茶桌，如今华盛顿的吨位比例、美国排日移民法、英联邦的关税壁垒，则一并变成街头的共同语：别人不让你上桌，连站在门口都嫌你碍事。
报纸副刊开始出现“列强围堵”。
咖啡馆里讨论生意的人很自然地就把话题拉到“既然他们不讲规则，我们也没必要继续装好人”。
“受压迫”不再是宏大的外交抱怨，而是拿着欠条的佃农、被裁掉补助的军属、睡的是铁皮船仓的工头——他们对着同一张世界地图达成共识头：要想活得体面，必须让别人先紧张起来。
最敏感的通道是军队。
大正时代，参军是一条稳当上升的路，但到了昭和初年，它忽然多了“翻身”的附加条款：工资冻结、军费削減，却又开口说“只要出征，待遇翻倍”。
青年军官用粗糙的演说告诉士兵，国家被外部羞辱，军人必须“抢先一步”为天皇解围；士兵回到家乡休假，带回的口头播音是“只有我们肯动手”。
于是，军队的先斩后奏居然成了新常态：
1931 年的奉天铁轨爆破，侵华战争已经打响，政府职能补签认可；1932 年的五一五枪声，海军青年军官们刺杀了首相，得到的刑期却像是宽厚的笑话；1936 年的二二六直接让政党内阁退出舞台。
普通百姓看见的是：最有纪律、最会忍的军人忽然学会了自作主张，而法律对此只能选择“追认”。
文官政府试图稳住汇率、限制军费、恢复自由汇兑，却每一次都被“现场现实”反将。
一纸命令停不住满洲里新铺的轨道，财政拮据挡不住次日新增的征兵名额。
部长在国会里还在讨论预算，广播里已播放军方自己录制的“国防特辑”；报纸早版还在辩论失业补贴，晚版的大字标题已经祝捷“皇军克复某地”。街头摊档里，啤酒比拉面先涨价。
记者换上统一口径后，读者只剩下两个选择——相信，或闭嘴。
天皇的态度成了最大暗号。
嘉仁驾崩，新天皇裕仁在摄政岁月中习惯了“御前报告”，也习惯了在报告后说一句“朕已悉”。
这四个字，对军人意味着“继续”，对文官意味着“已被排除”，对百姓意味着“这就是陛下的想法”。
五一五后的主犯按少年待遇轻判，二二六后的皇道派被枪决却留下“精神可嘉”的尾巴，天皇在用选择性严厉与选择性宽容同时告知全国：拔刀的人名字可能被抹掉，但拔刀动作会写进教科书。
当最高象征的目光里没有不可逾越的红线，底线自动下沉——百姓以为天皇会收网，军人却知道天皇只是在等待最佳时机。
街头对这种转折有最粗暴的注解：原来下雨时大家各自取伞，如今则变成了直接抢伞。
关东地震后的灾害动员让公共空间学会“非常手段”，世界经济崩塌让“非常手段”变成常态需求；
军人用“国家受辱”给非常手段贴背书，天皇用模糊的奖惩给非常手段加护身符。
于是，挤满质问的议会会堂变成挤满刺刀的广场，印着不同立场的报纸合成一种声音。
电车依旧准点，却把乘客拉向不再公开的终点站。
老百姓最先在饭桌上得出结论：不吵了，省气力；不等了，跟上大队。
曾经一周三次肉退回到“节日两次”。
孩子的补习停掉，夜校改成学习“战地救护”；
夜里的霓虹灯仍亮，却被新挂的旗帜遮去半边。
拉面摊换成“御国赞助券”，可乐饼摊成了征兵站的演讲台；
买蛋糕要凭票，讲笑话要看场合。
可是，没人敢说现在的生活比大正差，因为广播里、课本里、布告栏里一致告诉你：所有牺牲都是“为让世界重新尊重我们”。
生活的实际温度下降，官方情绪的温度升高，两条曲线交叉的那一刻，戾气就不再需要解释了。
如果大正给人的记忆是“再等等会再好一点”，昭和的前十年则是告诉平民：“等”已无意义，因为决策过程已经不在桌面。
“好”不再与灯光、蛋糕、学费挂钩，而只与前线的地图挂钩。
于是普通人选择了最省力的情绪——跟着怒火走。
经济萧条让钱包变扁，外部冷遇让面子变薄，军人的下克上让规则变形，天皇的姑息让刀口带上神圣光环。
四股力量往同一方向推，街上的声音只能越来越硬。
灯还亮，但不再照甜点，而是照军靴；
电车还准点，但终点站的名字被涂黑；
报纸还厚，却只剩下一种脸色。
生活急转弯，戾气便成为唯一的安全带——越勒越紧，却被告知这是唯一能保命的方式。
这就是从大正到昭和的转折：平和和希望先是被经济风暴抽掉地基，再被民族主义浇筑成坚硬外壳；军队把普通人的上升通道改装成“通向前线的单行道”，天皇的目光成了最后的绿灯。
灯光仍在，亮度却只剩下警告；呼吸仍在，节奏却跟着军鼓。
等到街上再没人提起“一周三次肉”，再没人吹嘘夜校学费打折，等到孩子在课堂上把“万岁”当作算数题里的常量，等到戾气成为共识，生活的平凡部分就彻底让位给非常手段。
那时才会有人后知后觉地想起：原来真正的平和，是能决定今天晚饭吃什么，而不是决定明天给谁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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