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和溺婴
文 | 郭松义
有关溺婴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们之所以把它放到婚姻社会圈的范畴内，是因为它是从婚姻论财的现象引发出来的，与人们的婚姻行为有直接关系，而不拟作全面的阐述。
溺婴指的是婴儿一经降生就被杀害的行为，由于多是用水盆淹溺，所以通称溺，是中国以往贫苦家庭，甚至部分多子女的中等家庭中经常出现的事。
我小时就亲耳听说我的一家邻居溺婴，那邻居家的一个男孩是我平时玩耍的好伙伴。
当他母亲生第６个孩子时，他父亲嫌孩子太多，就活活地将其淹死了。
事后，当他母亲向我妈和邻居老妈们私下哭诉时，那伤痛的场面，使我这个在旁偷听者，至今难以忘怀。
据民族学者研究，杀婴在世界很多地区、很多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是为调节人口生产与维持生存条件间矛盾的一种重要手段。
在中国，很早就有生子不育的记载，到了宋代，这样的资料更不胜枚举，其缘由大抵是贫困、逼于重税无力赡养，或为了调配资财、计产育子，强调的多为经济原因，而且女婴属于首先被溺杀的对象。
明代以后，特别到了清代，溺婴与婚嫁挂钩的记载，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笔者见识有限，但据查阅到的全国16个省份，涉及150余个府州县厅的溺婴资料中，竟有三分之一的记载在追究原因时，都提到与婚嫁亦即婚嫁论财有关。
有的资料在谈到无溺女之风时，也常常与婚嫁不厚奁连在一起。将因艰于妆奁而溺女的记载，作表汇列，见表2—2。（表格略——编者）
上列资料，当然远不完全，但足以看到，清代溺婴之严重化与嫁娶中奢侈之风的升温蔓延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也是我国自中明以降。民间溺婴潮流中一个新动向。列表显示，因不堪嫁娶负担而溺婴的，不仅仅限于贫苦家庭，有不少是中产之户，甚至还有少数富有者。在某种情况下，中产之家似乎比下等贫苦大众更难自拔。因为对于众多的赤贫者，既然男方无聘金可出，女方又置办不了如许妆奁，也就不去作此设想了。可中等人家不行，面对论财之风，凭着尚有些许家产，在男方不能不娶，女方又不能不嫁，只好咬紧牙关，拼命挣扎，最后虽然成了亲，却大伤元气。
这里有一个问题，婚嫁婚嫁，有娶有嫁，这是男女双方的事，男家娶妻要出聘礼，女家则有随嫁妆奁，双方都有花费，为什么女方总觉得不合算，非要溺女以求解脱呢?
正如有人所说:
父母抚女较育男尤为艰辛繁苦，长则以之归人，彼自有夫家以食以衣，何必更用财资送至男家；娶人之女以为内助、延似续得利已多，又何可更望女家之资送。
本来把女儿抚养大了却要出嫁，已经够吃亏的了，再要搭上妆奁，就更心存抵触。
然而在重嫁之风中，女家的付出常常还要更多。有的地方毕婚后“女家之费恒数倍于男家”，甚至有“男家之费什一，女家之费什九”的说法。
安徽汪士铎因一连生了5个女儿，使他整日忧心忡忡，后来家道日渐优裕，可一想要把5个女儿嫁出去，须花大笔嫁妆钱，仍吓得连看病吃药都得节省着来。
著名学者翁叔元，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时，长女17岁，将行嫁，因家穷不能办妆奁，暗自心急如焚。
好不容易挨过一关，次女业已22岁，属大龄待嫁女，于是再勉治荆布，让瞿姓女婿入赘翁家，才算解脱窘境。广西武缘县(今武鸣区)有个叫黄鹤潭的穷贡生，写了篇《岭山婚姻纪俗》的小诗共十六首，其中有一首说:
嫁女曾经百计图，又来向我索盘盂。家逢贼入真堪笑(邑人生女谓之贼入家)，顿使爷娘长物无(子媳分爨，外家送锅碗器用等物，谓之送家资)。
按照黄鹤潭的说法，把女儿养大出了嫁，责任也未完成，因为逢到像分家之类，还要向娘家索取，以致人们把生女儿叫作“贼入家”。广东石湾《太原霍氏仲房世祖晚节公家箴》中，也有这么一段话:
俗谚有九女十贼之言，实不诬也。吾今生女最多，乃由乎命，非敢怨也。
霍公虽没有因生女多而溺婴，但直叹命苦。
可见人们讳忌生女、养女，乃是根深蒂固的看法。
另有人把女儿向父母索取，列举得更加仔细:从许嫁办妆奁起，出嫁后有三朝、满月、令节新年、家属生日，娘家都要有馈赠；然后怀孕有催生礼，生育后弥月、周岁、上学，也少不了要赠送；再就是前面说的女婿分家的索取，女儿归宁私取母家所有，携之而归；等等，真是数不尽的应付。难怪有人把生女儿叫作“生赔钱货”。正是此种习俗、此种观念支配下，人们溺婴，怎么会不首先选择溺女婴下手？
在清代，尽管因婚嫁重财而溺婴的事闹得沸沸扬扬，但是造成溺婴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贫穷，至少对大批下层百姓是这样。
康熙时曾在直隶、山东等省做过多任地方官的黄六鸿，在《禁溺女文》中谈到溺婴缘由时就说:
盖因贫不能自赡，而又乳哺以妨力作，襁褓以费营求，故与其为一以累二，毋宁存老而弃小。
本来连养活自己都很困难，偏偏再添上个小孩，既妨碍夫妻力作糊口的机会，还要再花费一笔开支养活小的，如其因一人而拖累二人，那只有保住大人而弃小儿于不顾了。
生活所迫，实出无奈。应该说，这样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而且众多的史料也揭示了这一点：
贫生女，难于抚养；
或因口食不给而溺之；
小户生子繁多，不能养赡者，即行抛弃。
以上等等，说的都是同一种道理。
有的农村，还把溺婴与耕地不足勾连在一起，浙江台州府，“庶而不富，生齿日繁，人浮于地，田不敷种，溺婴之风亦盛”。
湖南凤凰、永绥(今花垣县)、乾州(今吉首市)等厅，设军丁屯田，其中有记名屯丁数千名，至道光时，“皆无可耕之田，致有生育男女，溺弃不顾者”。
对于由此缘故而溺婴者，就不限于女婴了。山西荣河县，“溺女之习，合邑皆然，近时更有溺男者，草芥人命，莫此为甚”。
在两湖不少地方，也是不但溺女，而且溺男。因为不管是男是女，生下来都要吃饭，幼时要靠父母养活，其困难程度是相等的。
不过，在同样贫而艰食的条件下，人们还是贵男贱女。
所以在溺婴中，亦以溺女婴为最普遍。这一点连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也看得十分清楚:
经常有的中国人无力养活一大家子，如果见生下来的是女婴，就要接生婆立即把新生女婴溺死。
这些被无情的父母夺去她们短促生命的女婴，就在同一盆水中得到了永生(死了)。
溺婴首先选择女婴，亦与中国传统宗法制中男子占有主导有关:
首先是继嗣，承先祭祖乃是男子的责任。
其次是承袭家产，无子有女者，虽其所生，却无继承权。
此外也与生产劳动中，男子具有顶梁柱的作用不无关系。所谓男子主于外，女子主于内。
妇女最多起配角、追随者的作用。从得到更多劳动力的目的出发，人们也偏爱于男婴。同治《利川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话:
承平日久，生齿日繁，虽幽岩邃谷，亦筑室其下，峻岭高原，亦耕种其上，可谓地无遗利，人无遗力矣!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故贫家小户生男则喜，生女则悲，以虑日后之遣嫁也，以故至今溺女者比比，此风莫能挽。
在如此艰苦的生产条件下，只有男子尽力劳动，才能养活自己、养活家庭，靠女子根本无法解决。
注重实际的小民，在排除妇女作为完整的劳动力后，用简单的产入产出法计算经济账，然后得出了生女不能留的结论。
如此等等，说明溺女有着更深广的原因。由婚嫁重财导致的溺婴，充其量不过是理由之一。安徽《广德州志》的一位作者说:
溺女，旧有其风。询之州人，大半亟望生男者为之，未必预为奁饰计。这话虽不完全，但确实说出了其中的某些道理。
既然婚嫁论财，只是众多溺婴理由中的一个，为什么在清代的舆论中，会鼓噪得如此厉害呢?
道理很简单，在甚嚣尘上的婚嫁论财中，人们一方面无法摆脱潮流的驱使，甚至不自觉地争先恐后地往前凑。
可另一方面，很多人又厌恶、诅咒这种做法，并把一腔怒气发泄在女儿头上，同时也为溺婴寻找出一个新的口实。
由于婚姻论财触动最深的是那些中等和少数上等偏下家庭的利益，这些人中不少是贡监生员之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利用笔杆子加以渲染，一吐为快，表达对婚嫁论财之风的无奈和不满。
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溺婴之俗，北方仅陕西、山西较为严重，总的不如南方普遍，而南方又以福建、浙江、江西、广东为最盛。
这里既是自宋明以降，民间溺婴记载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明中叶后婚嫁论财之风最盛之处。
为了制止这种残酷的溺婴行为，一些关心民生的官员曾不断出示禁劝。
清朝皇帝从顺治帝福临起，接着像康熙帝玄烨、乾隆帝弘历、嘉庆帝颙琰，直至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都曾下诏严禁。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因江西按察使欧阳永琦的奏请，礼部等衙门还专门议定了溺女治罪专款。
不少家族在族谱的宗规、族范、家训中，亦明示严禁溺女，甚至连民间流传的宝卷、善书中，也有劝诫溺女的篇章。
此外，政府还用设立育婴堂收容弃婴和限制婚嫁搞铺张等办法，以抑制溺婴行为。仅从官方和民间的众多反应中，即可以看到，清代的溺婴势头，实际上在扩大、蔓延。
清代溺婴，尽管主要不是由婚嫁论财造成的，但它对正常的男女婚嫁，确实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
本来，自然界的造物安排，男女出生率是大体相等的，可大量溺杀女婴，以及其他缘故，使男女性别比例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康熙时，浙江龙游县女子人口，竟不及男子三分之一，以致有“女之居于人间，如星辰之稀”湖南桂东县男多于女十之七的说法。
江西广信府所生女婴十之三四遭到淹溺，故男多于女十有三四。据光绪《孝感县志》的记载，该县由于一位姓张知县的出色工作，三年里竟使上万个女婴免受浸淹之灾。
三年万把人，一年就有3300来人。这对一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中等县份，算是不小的数目了。
社会上男多女少的结果，必然出现新的婚配困难，相当一部分男子。因为找不到妻子而鳏居终身。
很多资料记载了这一点:
江西广信府:“有子无媳，三十不婚，鳏旷成群”；
又:新昌县(今宜丰县):“溺女之风渐炽，而鳏旷多；
浙江汤溪县:“民多不举女，而伉俪为难；
湖北蒲圻县:“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
湖南岳州府:“民俗溺女，下户多垂老无妻。
在大批鳏旷者中，主要是无产少业的贫苦者。有人到福建做官，见南平、顺昌等地贫家男子有年逾40—50岁还孑然一身，询问之后，才知道因为溺女，女少难聘之故。
在贵州，也由于溺婴，女少男多，促使有人到异地联姻，然所费甚多，无力者不敢问津，只好背着家门绝嗣的包袱，做个光棍汉。
婚嫁论财，给本来就不愿生育女儿的人家添了一把火，造成溺婴的更加泛滥，而溺婴的增加，又给婚嫁带来了新的问题。
浙江永嘉县，早在明嘉靖、隆庆之际，已有人对溺婴所造成的“十人之中，八无家室，生育鲜寡，民物渐稀”的局面，表示深切的忧虑。
到了清代，更有渐增之势。所以有人说:
女溺则愈少，少则愈贵而骄。大家媵侍无制，虐杀无忌。且耕男事也，织女事也，北方之人乃女而耕，今南方则男而织矣。故女愈逸而愈骄。
从这种不断的呼吁中，说明溺婴对男女的择偶婚嫁，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已形成恶性循环，难以走出怪圈了。
清代童养媳的大量出现，以及夺寡、抢醮、租妻、典妻等情况的层出不穷，应该说与溺婴造成的婚娶困难。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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