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竟然没有能力保护一个遭遇谣言和网暴的医生。河南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的邵医生从医院楼顶纵身跃下，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她从医多年，年近花甲，在妇产科救人无数，即将迎来完满的职业生涯。却遭受患者家属有组织的污蔑和网暴，长达7个月，两次报案，一次不予立案，一次立案却没有下文。最终，她选择了如此决绝的方式昭告自己的无辜，遗书中还叮嘱丈夫为自己洗刷冤屈。

据报道，她轻生当天，还坚持做完6台手术。

导致邵医生轻生的三起医疗纠纷，其实权责足够明晰。第一起，邵医生为羊水栓塞的孕妇进行子宫切除术，保住母婴生命。有一定医学知识的人会明白，羊水栓塞有多么危急，产妇命悬一线，抢救成功的概率相当低。邵医生能让母女平安，已经功莫大焉。可是产妇的公公却因为生下女孩，子宫又被切除，家里“绝后”，便要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元，败诉后，开始在网络上造谣医生误诊，自称受害者，指责邵医生为“谋财害命刽子手”。第二起是产妇身体不允许，却拒绝剖腹产，执意顺产，最终流产。第三起是孩子出生两年后诊断为脑瘫，家属也认为是邵医生的责任。三家联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曝光邵医生的个人信息并诋毁她。

谣言和网暴，也许要为邵医生的悲剧负主要责任。可是涉案医院和有关部门，也无法在7个月的网暴中给予足够的支持和保护。到7月底，邵医生连续两次去报案，据说第一次不予立案且闹得不愉快，第二次立案后，却没有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也没有联系平台要求相关视频下架。报案后第二天，邵医生绝望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法律手段，本来是她的安全绳，却因为不作为而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医闹和谣言并不鲜见。医疗中有关事故的确认，有明确的流程的方法，如果医生要负责，患者和家属可以通过起诉来要求赔偿。如果医生无责，只是因为患者或家属的愚昧，患者和家属就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

奈何这个巨婴盛行的社会有一条令人寒心的潜规则：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换种说法就是“按闹分配”。合法程序对患者诉求不予支持，就诞生了“医闹”这种怪胎。他们通过造谣、干扰医院秩序等方式，迫使医院选择息事宁人。

社交媒体发达之前，医闹的方式往往是冲进医院大声喊冤，甚至把棺材抬进医院，在医院里设灵堂等等。这种冲突相对聚焦于现实空间，传播力度有限，医院和警察也容易介入。医患矛盾，也集中于医生和患者之间。

社交媒体发达之后，医闹就多了一个手段：网暴。他们开始编造虚假事实，用观点和情绪替代现实的医疗方案。断章取义后的信息，不仅成功引导了网友，更因为矛盾冲突本身的特性，可能获得更多的算法推荐。这次三个患者家庭组成联盟，更是增加了污蔑的“可信度”。这片盛产网络判官的土地上，网暴似乎从来不需要逻辑和证据，只需要观点和情绪，就能点燃一帮“正义之士”的怒火。点赞、评论、转发，一键三连后，恶言和恶意呈几何级数上涨。

我看到网友的一条精妙评论：日益增长的网络复杂度和落后的管理方式的矛盾。

网络舆论中的谣言和审判，跑得比法治和管理更快、更广、更“痛快”。而且，我们生活的当代社会，互联网的影响难以估量。以往的谣言，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听不看不理睬，就可以形成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可社交媒体的病毒传播无处不在，邵医生和她的家人几乎无处逃遁。尤其是她的个人信息曝光后，那些狂热的网友会施以怎样的恶言，我都能想象出来。

谣言和网暴，制造成本在降低，伤害性却在提升。

以往，我们的社会性死亡是在熟人社会范畴，如今我们的社会性死亡已经扩展到网络空间。被“开盒”后，大概率会遭遇来自陌生人的恶意。尽管他们愚蠢得一脸清澈，但却以最狂热和恶毒的方式对待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算法和推送更给你编制了一个茧房，你不得不看，不得不沉浸其间，你无处遁形，伤害在叠加。

可是，应对这些谣言和网暴的措施却远远滞后。互联网平台无法判定事件的真伪，他们没有权利第一时间下架谣言视频。医院和警方应该有更好的方式介入，而不是静静等待，直到惨剧发生，才匆忙补救。

在按闹分配的氛围下，我们的医院和执法部门，应该有雷霆手段。而不要等到像北京被刺伤而告别手术台的陶勇医生、周口因网暴而轻生的邵医生，这些极端事件发生后才匆忙补救。那些不合理的医闹诉求，本该第一时间遏止和惩戒，却往往因为“怕麻烦”而没有基于威慑和惩罚。闹，成了收益最高的方式。

网络时代让这种“闹”进一步发展起来。而我们的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对谣言的判断和网暴的认定，以及对这些行为造成的伤害，还有很多理解不足的地方。

对网络开盒、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的认知，我们在立法和执法上还有很多完善的空间。

“开盒”造成的个人隐私泄露，这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互联网传播造成的危害，更会几何级数的增长，这类泄露个人信息的恶劣行径，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有重新评估。

网络谣言永远比真相跑得更快，无论怎样辟谣，覆盖到的人群数量只有谣言的十分之一，那我们对网络谣言的制造者应该施以怎样的惩戒手段，也需要重新思考。

网络暴力更是“法不责众”，部分所知甚少的正义之士，却不吝惜最恶毒的诅咒，当事人的心理创伤，却容易在法治过程中被忽略，难以得到相应的惩戒和弥补，这或许也该重新定义。

保护那些遭遇谣言和网暴的医生，让邵医生的悲剧不再发生，不仅是惩戒那些无理取闹、制造谣言、泄露个人信息的患者家属，更重要的是在互联网时代，用更精细化的法治手段保护每个人，保护每个遭遇谣言和网暴的人。让那些躲在屏幕后的恶意言行，在法治层面得到及时、公正的惩戒，别等到悲剧发生才全网哀叹，才“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