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爸爸什么时候才能回家？”——1933年初春，北京西城的一间旧瓦房里，小女儿李燕华怯生生地问道。赵纫兰抬起头，握住女儿的手，没有回答。窗外乍暖还寒，她却清楚地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更知道丈夫那口棺椁仍旧停在浙寺的厢房里，风雨六年，至今无处安泊。
事情要追溯到1927年4月6日。当日下午三点左右，北平东交民巷警备司令部的警车在沙土路上扬尘而来，车门一开，荷枪实弹的宪兵冲进了苏联大使馆图书馆旧址——那是李大钊临时办公的地方。李大钊摘下眼镜，把它放进书桌抽屉，随后被推搡着上了警车。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学生回忆：“先生背脊笔直，好像是自己走上讲坛，而非刑场。”
审讯持续了二十三天。鞭刑、高瓦数的电磁炉烙铁、劝降承诺的优厚军饷轮番上场，却换来一句“我无供可录”。4月28日清晨，京城贴满了“即日处决李大钊等二十人”的布告。午后两点，绞刑架树起在草料场。行刑前，警监让家属见最后一面。赵纫兰扑上去，带着哭腔低声说：“守常，我们回家吧。”李大钊只答一句：“照顾孩子，革命终会成功。”五分钟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史上第一位被绞刑处死的领导人。
李大钊遇害当夜，警署用一口极简陋的薄木棺匆匆装殓，把遗体运到长椿寺偏院。棺材缝隙透光，雨水渗入，异味扑鼻。赵纫兰赶到寺内，被守门的警差挡回。她默站良久，发誓一定要让丈夫风风光光下葬。
然而誓言要落到现实，困难接踵而来。第一道坎是钱。李大钊把稿酬、讲课费大半贴补穷学生，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友人胡适、蒋梦麟等人凑了两百银元，又有木器铺老板自降价钱，用优质楸木加五道生漆做了一副新棺。5月初，地下党人夜里潜入寺院，悄悄完成了换棺——这是后来棺椁能在潮湿寺院存放六年而不腐的关键。
第二道坎是监视。赵纫兰与三个孩子辗转借住在多位友人家。北洋警探数次闯门查抄，连李大钊的手稿也不放过。为了避祸，她带孩子回到河北乐亭老家，靠亲友接济度日。此后六年，她的健康每况愈下，胸口阵痛愈发频繁，但始终不肯长住病榻：“得把老李的事办完，我再躺。”
时局更添变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白色恐怖与日俱增。浙寺周边驻军换防数次，任何稍有风声的集会都可能被驱散。赵纫兰心里拔凉：若再拖，棺木恐怕要被强行迁走。1933年1月，她咬牙带着子女返回北平，请求故交出面筹划正式公葬。
胡适先去见北平特务机关负责人，以“济世救亡之志不可埋没”为由，争得一纸“不干预私葬”的含糊口头允诺。周作人、闻一多等人则忙于筹款、印制挽联。除知识界外，北平车夫、学徒、印刷工纷纷捐出一角两角，金额虽小却动人心弦。短短三周，公葬基金已备齐。
4月22日拂晓，浙寺钟声未停，祭奠人群已在山门外排起长龙。赵纫兰扶着长子李葆华，轻轻摸了摸灵柩——这一次，棺板温热，不再冰冷。九点，哀乐响起，《国际歌》随之合唱，送殡队伍缓缓上路。沿途自发加入的市民越聚越多，黑纱、纸花把宽阔的阜成门大街染成暗色。有人高喊：“李大钊不死！”喊声此起彼伏，反动军警坐不住了。
午后一点三十分，警棍、人墙和水龙头突然出现。冲突激烈到难以形容，棺柩一度被撞得差点倾覆。几位学生抱棺而立，口中大喊“不能倒，倒了就是第二次处决”。赵纫兰护着孩子躲到路边，嘴唇咬得发紫，却始终不肯后退半步。最终，警察在舆论压力下撤回，送葬大军继续向西山万安公墓推进。
夕阳把地面拉出长长影子，抬棺的杠夫换了三拨，终于抵达墓地。就在下葬前，一辆骡车悄然驶到墓前，车上覆着棉被，掀开后是一方黑色花岗岩墓碑，正面镌刻：“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之墓”。刻工把星徽与镰刀铁锤浅浅勾勒，避免过于醒目，以防夜里被毁。墓碑随棺木一起落入墓穴，算是时代逼出的无奈折中。
最后一铲土覆盖棺盖时，赵纫兰眼里含泪，却没有哭出声。她轻声说：“守常，你该歇歇了。”四周肃穆，人们纷纷举拳默哀。那一刻，没有谁提及恐惧，连寒风都像被压低了呼吸。
葬礼结束不到一个月，赵纫兰病势急转直下。5月18日凌晨，她在昏迷中喃喃：“孩子，别怕，我去找你爸。”随后安静离世，年仅四十八岁。友人遵嘱，将其葬在李大钊墓侧，两口青砖小坟紧挨，草木成荫。
李氏遗孤自此互相扶持。长子李葆华参加抗战期间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多地财政系统要职；长女李星华成为北京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小女儿李燕华则在航空行业从事材料测试。多年以后，谈起父母，两句评价最常被他们提起：父亲是“钢”，母亲是“灯”。钢不折，灯不灭，这大概就是革命信仰最质朴的注解。
把时间掐回1933年那场淬着血泪的葬礼，人们或许会意识到：一次隆重而艰险的出殡，不只为了安放一副忠骨，更为了告诉后来者——真正的理想不会随肉体消亡，哪怕被拖延六年，仍能在众人肩头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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