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日下午三点，主席，黄老又来电话了。”警卫尹荆山推门而入，压低了声音。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毛笔，抬眼望了望窗外的秋日阳光，嘴里应了一声：“还有五天呢，别急。”

这通电话，掀开了一段颇耐人寻味的往事。那一年，毛泽东刚卸任国家主席，负担减轻，得了空闲。“练字，得多看帖。”他惦记上黄炎培珍藏的《王羲之真迹》影印本，请人转告，借阅一月。黄炎培痛快答应。双方把时限掐得分毫不差：满月归还，不得逾期。

字帖到手，主席像孩子一样珍视。警卫说他一天能翻二十遍，不吃不喝都是常事。更有意思的是，他不用毛笔临摹，而是拿餐桌上的筷子在空中比划，手腕不断变换角度，揣摩王羲之的起伏顿挫。饭菜一热再热，厨师都埋怨：“练字也得吃口饭吧！”可主席偏偏沉浸在古人笔意里，嘴上敷衍：“马上，马上。”

黄炎培那边却坐不住了。刚过七天，他拨通中南海电话，先是寒暄，随后小心翼翼：“主席，那册真迹，可得妥善保管。”毛泽东笑声爽朗：“任之先生放心，一个月不到手不离帖。”黄炎培在话筒里连声道歉，说自己多虑。放下电话，他转身对身边人嘀咕：“东西太珍贵，若有闪失，可不好交代。”

第三周，黄炎培又托秘书口信过来。尹荆山听完，有点恼火：“催得这么紧，像要账似的。”毛泽东夹起一支烟，缓缓吐出青色烟雾：“小尹，不可这么说。约期未至，催归有理；我若食言，是我失信；他若沉默不言，反倒显得他不够谨慎。”

时间很快走到最后一天。晚上十点，尹荆山抱着一只木盒走进静悄悄的川办——盒里就是那册《真迹》。毛泽东检查了一遍，吩咐：“零点前送到黄任老府上，一分一秒都别拖。”尹荆山问：“黄老说了可以多留几天。”“规矩不能破。”毛泽东语气平淡，却透出不容置疑。

木盒如约抵达。黄炎培连夜致电：“主席，爱看就再留吧。”接线员答：“主席有句原话——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炉火旁，黄炎培放下听筒，轻轻叹气：“此人守信，难怪成大事。”

两位长者结缘并非始于书帖，而是更早的延安。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乘军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率朱德、周恩来等人列队欢迎。黄炎培当晚住窑洞，喝小米粥，聊到深夜。7月4日下午，一场足足四小时的长谈展开。黄炎培提出著名的“周期率”疑问——中国历史上一家一朝皆盛极而衰，能否跳脱？他语气沉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魔咒怎么破？”毛泽东不假思索：“民主而已，让群众来监督政府。”黄炎培当场记下。同期的《延安会谈记录》中，这段对话被完整保留，后来传为佳话。

谈完政治，再谈民生。黄炎培行走延安街巷，最惊讶的是：没有赌博，没有附庸风雅的花架子，也难觅吃闲饭的人。他用笔记下“延安十无”，回到重庆后出版《延安归来》，对比重庆官场“十有”，言辞锋利，引来国民党特务的仇恨。1946年，特务搜家，怀孕八月的姚维钧差点流产，算是血的警告。

黄炎培因此下定决心：若时局再乱，必寻另一条路。1949年春，他辗转抵北平。3月26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请他夜谈，直言不讳：“先生有实业界号召力，新中国要用得上。”黄炎培想了半宿，第二天回信：“可以做事，不当官。”周恩来半开玩笑：“我们请您出来，可不是摆设。”最终，他以72岁高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只拿基本生活费，一纸任命震动商界。

从1950年起，两人通信频繁。黄炎培每月几封长信，建言轻工业、乡镇企业、工商税制；毛泽东回信，不拘格式，有时只一句“即办”，有时提出补充意见。到1960年，两人互通信件累积上百封，成了研究经济政策的一手资料。

抗美援朝部队命名即源自这番往来。当时内部争论不休，黄炎培函建议“志愿军”，取民间自发之意。毛泽东拍板：“好，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委文件即日生效，连金日成都称奇：一个名字，凝聚如此多巧思。

再说回《王羲之真迹》。1959年字帖归还后，毛泽东把临摹笔记订成册，另写一页扉辞：“任之不够朋友够英雄，谨此致谢。”短短十四字，道尽情谊。黄炎培将扉辞裱起，挂在书房靠窗的位置，客人来访多会指着那行字感慨：“毛公识人，入骨三分。”

1964年春节座谈，黄炎培已耳背，主席发言几处听漏，事后专门去章士钊家求证当晚内容。章士钊笑他：“老兄，八十六了还这么认真？”黄炎培答：“关乎国计民生，不可一字含糊。”这股韧劲，让身边年轻干部佩服得五体投地。

1965年12月21日凌晨，北京飘着小雪。黄炎培病逝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片刻，吩咐秘书：“挽联写‘似水年华七十载，坦荡襟怀一片心’。”挽联送到八宝山，不加头衔，只署“泽东”二字。

有人后来问尹荆山：“主席当年真舍不得那册字帖吗？”尹荆山想了想，说：“舍不得的是朋友之间那道规矩。规矩在，一切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