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世运会史无前例的点火仪式：水上之火

今晚，成都世运会盛大开幕。

作为中国大陆首次举办的世界运动会，这场体育盛宴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而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江苏，一个叫“苏超”的草根足球联赛也在疯狂刷屏。

当我们把这两个赛事放在一起观察，一个有趣的问题浮现出来：在这个体育日益商业化、精英化的时代，什么样的赛事才能真正“营城”？

是砸重金请来的国际巨星，还是街坊邻居的真情实感？是高大上的竞技表演，还是接地气的全民狂欢？

世运会和“苏超”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却用了不同的路径。

在将世运会与“苏超”对标之前，我们先要知道世运会的来龙去脉及其独特的文化基因。

这并非一个简单的“非奥项目合集”，而是一场自诞生之初就承载着“让体育回归民众”使命的全球性运动。正是这一核心理念，让成都的国际盛会与江苏的草根联赛，产生了异曲同工的深刻共鸣。

奥运会自诞生以来，其比赛项目便以西方现代体育为主导。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体育项目若想“入奥”，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培育发展，并完成一套现代体育规则化与奥林匹克化的转型。

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在奥林匹克推崇的标准化、竞技化标准与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化特质之间做出艰难取舍。也因此，一部分未能进入奥运殿堂的体育项目，反而更完整地保留了其传统文化的本质、鲜明的民族特色与独特的原始风貌。

世运会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为这些项目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展示舞台，既着力传承和发扬武术、龙舟等底蕴深厚的传统体育文化，又为飞盘、跑酷等充满活力的现代新兴运动提供了成长和交流的空间，让不同类型的体育项目在国际视野中实现多元发展。

这种包容性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根植于其发展历史的深刻实践。

1989年，在德国卡尔斯鲁厄举办的第三届世运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那一届赛会，组织者创造性地邀请普通市民加入部分比赛项目，首次实现了顶级赛事与当地居民的直接互动。这一举措大获成功，并由此开创了“赛事、运动员与主办地城市相融合”的办赛传统。

当我们理解了世运会的这段历史和核心价值后，它与“苏超”的内在联系便豁然开朗。

“苏超”的本质，是让足球这项运动摆脱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束缚，回归社区、回归街头，成为连接邻里、凝聚城市的文化纽带。

世运会的使命，是守护那些尚未被全球商业体育体系“格式化”的运动项目，保留它们的文化本真和民众基础，并倡导赛事与城市的深度融合。

两者虽然一个自下而上、一个自上而下，一个根植本土、一个放眼全球，但其精神内核惊人地一致。

它们都是对过度精英化、商业化体育的一种“回归”和“修正”，致力于让体育重新成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文化表达的载体和社群交流的媒介。

成都世运会第一次竞赛经理会议，展示了投壶、踢毽子

“苏超”的球员里，65%都是各行各业的普通人——村支书戴虎、空调维修工许俊杰、青训教练单伟，还有高二学生门将严子航。

这些人脱下工装就上赛场，让观众一眼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子，那种亲近感是任何包装都做不出来的。

世运会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舞台更国际化。

参加成都世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有321名运动员，年龄最大的50岁，最小的13岁，平均年龄23.8岁。其中教师、学生、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约占2/3，甚至还有残疾人运动员。这种包容性让体育真正回到了大众身边。

两个赛事都很聪明，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体育场里，而是把整座城市都变成了舞台。“苏超”搞起了“足球夜市”，把比赛和徐州香包、剪纸这些非遗文创，还有本地美食统统串联起来。

球迷花10块钱买张票，不光能看球，还能在全城商圈享受餐饮折扣，一张10元球票能撬动2000多元的连锁消费。南京那场比赛就吸引了上百万人流，带动商品销售3.4亿元。

成都世运会把“营城”写进了顶层设计，提出“办赛、营城、兴业、惠民”的方针。他们搞“票根经济”，整合赛事、演出、展会、景区等6大类46项票根资源，覆盖市民游客多元消费场景。

比如，以成都王府井购物中心等各大商圈同步推出满减、赠券、抽奖等活动，持有世运会票根的市民游客可享受网红人气美食餐厅8.8折、指定酒馆赠送半打啤酒或买一送一等专属优惠福利，以及服饰等生活好物优惠。

借力世运会，四川加大“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力度，利用城市“金边银角”打造“家门口的运动空间”，2024年四川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比2022年提升了27%。

截至目前，成都已新建、改造体育公园 77 个，建设社区运动角 407 个、天府绿道新空间 830 处。同时，成都还打造了 130 个 “世运空间”，为市民提供了新的运动和体验场所。

这种系统性的布局，就是要把赛事的短期热度转化成城市发展的长期动能。

这两个赛事的成功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真正能“营城”的体育赛事，不是那种高高在上让人仰望的，而是能让普通人看到自己、参与进来的。

这就是世运会和“苏超”给出的相同答案——让体育回归民众，用赛事激活城市。

成都立交桥下的篮球场

如果说“回归民众”是两个赛事共同的底色，那么在激发热情和布局“营城”的手法上，它们却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路径。

“苏超”玩的是激化矛盾，通过城市间的较劲来点燃激情；世运会走的是握手言和，用区域合作的大格局来服务国家战略。

江苏素来有“散装江苏”、“十三太保”的说法，13个地级市各有各的脾气，谁也不服谁。“苏超”的组织者把这种微妙的竞争关系“公开化”，每一场城市德比都包装成关乎面子的“文化战争”。

南京对阵苏州被炒作成“吴越争霸”，徐州的比赛干脆叫“楚汉之争”。球迷们喊着“为家乡而战”，那股子劲头早就超越了足球本身，更像是在为自己的文化身份正名。

有意思的是，这种刻意制造的“冲突”反倒催生出了空前的经济交流。各个主场城市开始卷起来，纷纷推出政策大礼包来吸引客队球迷。

成都世运会是另一种玩法，它的眼光不是向内看竞争，而是向外看合作。

川渝两地借着这个机会首次联合推出“城市夜经济嘉年华”，目标是把“成渝一小时经济圈”升级成“一小时消费圈”。

两地在“票根经济”上实现资源互通，持有成都世运会门票的观众，不仅能在成都享受170多家商户的优惠，还能在重庆的部分商圈、景区、餐饮企业获得专属福利，助力形成“成渝消费共同体”。

“成渝双城登高健身活动”等系列赛事，延续了“成都启幕、重庆收官”的轮办机制，营造世运会氛围。

通过“一地办赛、两地联动”的模式，此类活动不仅提升了双城经济圈的体育凝聚力，也为世运会期间的区域赛事协作积累了经验，体现了“体育搭台、经济唱戏、民生受益”的协同发展思路。

这种合作思路的“营城”逻辑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协同效应把区域经济的蛋糕做大。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逻辑：

“苏超”通过强化城市间的对抗来凝聚内部力量，激发的是那种为家乡荣誉而战的感性认同；

世运会则致力于打破行政边界，通过协同合作构建更大更强的区域共同体，服务的是理性的发展大局。

它们一个以国际视野推动区域共赢，一个以本土情怀激活城市竞争，却共同指明了体育的方向——

连接人与人，赋能城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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