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这个名字，其实也深藏着我们对蒙古国历史上的认同感，对于其它小国家，对这个国家我们会下意识的觉得，我们两百年前就是一家人。可要是有人对外蒙古说“中国”，他们却不知道你们是哪里人，因为在蒙古的中国，压根不是我们。

外蒙古对中国的称呼，用的是“契丹”，这是官文里面的称呼，民间称呼中国人为“胡扎”。

不过’胡‘这个字，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古代指的就是“蒙古这边的人”，泛指“胡人”。

以前我们喊他们胡人，如今他们把这个名字还给我们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成为，其实要从清末说起。

外蒙古这一带原本自称“喀尔喀”，没有内外之分，1927年，清朝和沙俄签署了一个《恰克图条约》，划了一条线，从此就分出了内外。

从此就出现了一个叫“外喀尔喀”的称呼，多少有点“将自己视作中心”的意思，不过作为这一片拥有数千年历史中国，这话倒是没什么对错。

清廷依据亲疏关系，将蒙古草原划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后者因地处荒远的漠北高原，被冠以“外”字前缀。

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的贵族眼中，这个划分如同枷锁，暗示着他们与清廷的距离感。

1860年代，沙俄“地理学会”探险队深入唐努乌梁海测绘，地图精度远超清廷边防图。俄商垄断恰克图贸易，用低价收购羊毛，高价倾销劣质工业品。东正教传教士在色楞格河沿岸建起十二座教堂，发展三千信徒。

1919年，北洋将领徐树铮的铁骑曾短暂收回外蒙。当他跨进库伦将军府时，在日记中写道：“各旗王公跪献哈达，然眼中疑惧闪烁。”

这份脆弱的忠诚未能持久，1921年，苏联红军装甲车碾过恰克图边界，白俄军官恩琴的残部与蒙古革命军“意外”联手驱逐中国守军。

当硝烟散尽，苏维埃顾问成为新政权真正的掌舵者。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乔巴山政府就想极力和苏联政府攀上关系，就搞了一套正儿八经的宪法和可教书，将他们南边的“邻居”，安上了“契丹”的名字。

当时外蒙古十分贫瘠，和古代一样，需要用牛羊和中国人交换茶叶、布匹之类的，但是他们没有商人时代以来的狡猾，总是被骗。

乌兰巴托在1936年的教科书中，还有写着“我们要警惕契丹商人的剥削”的警示，民间则是喊中国人为“胡扎”，意思就是奸诈的、不可靠的意思。

1950年之后，国内也将外蒙古改口为“蒙古人民共和国”，不过老百姓还是习惯喊外蒙古。

许多人对蒙古和蒙古国傻傻分不清，总觉得他们是类似“兄弟”的存在，不过外蒙古可不这么看我们。

2006年乌兰巴托成吉思汗大帐宫，蒙古帝国建立800周年庆典上，中国大使的祝词引发轩然大波：“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次日蒙古《今日报》头版标题刺目：“胡扎企图窃取我们的荣耀！”

甚至在蒙古历史学者朝伦看来，“中国把元朝视为正统王朝，我们视为殖民统治。”

内蒙古2400亿美元GDP对比蒙古国130亿美元，19倍的差距本该形成向心力，却因历史心结转化成微妙张力。

当内蒙古牧民开着皮卡放牧时，蒙古国同族仍骑着蒙古马追赶羊群，边境两侧的生活差距筑起心理藩篱。

三百年的称谓如高原冻土，既封存着晋商驼铃的欺骗，也深埋着沙俄挑拨的毒种。

或许解开这个历史死结的钥匙，不在强调“外蒙古”的汉语语境，也不在拒绝“胡扎”的蒙语骄傲，而在共同凝视，那根被《恰克图条约》撕断的民族团结的绳索

2019年一项跨境民调显示，63%的蒙古国民众仍使用“胡扎”指代中国人，尽管其中半数人已不明其历史渊源。

语言化石般存留的词汇，暴露了历史伤疤愈合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