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仲夏，正是午饭点，你要去哪？”牛车上老汉眯着眼问。王扶之抹掉一路尘土，笑答：“回三眼泉，看望亲人。”简单几句，牛车吱呀继续前行，扁担下的老黄牛甩尾巴，偶尔打个响鼻。王扶之穿着旧军装，扣子并未系到最上，一路顺口和老人闲聊，心里却在盘算：十八年，从十二岁到三十岁，家乡会变成什么样？

老汉话多。他说今年麦子收成不错，说村里分了地，还说自己年轻时也在延安给地主当过短工。话音一转，他提到一个早走的娃娃：“那孩子十二岁就跟红军走了，一走十八年，生死不知。”王扶之手指紧扣军帽檐，胸口像被什么击了一下，但他仍旧压着嗓音：“老人家，那娃叫什么？”老汉摆手：“不提了，提起来心疼。”牛铃声敲碎尴尬，山风卷起黄土味道，车轮留下两行深痕。

牛车颠簸，王扶之思绪却飘回1923年。那年他出生，五岁丧母，十岁学会放牛、打短工。贫穷像磨盘，日夜碾压一家老小。可父亲硬是东借西凑，把他送进私塾三个月，让他识得百家姓与三字经。饥饿赶走了读书梦，却给他留下识图认字的底子。十二岁那年，他看见红军帮乡亲推磨挑水，不收分文；再看地主家的狗腿子，随意抽人鞭子。那一刻，他动了心：跟红军走，也许能吃饱，也许能换个活法。

报名点前，他把“十二”说成“十七”。瘦高个，一米六，看着倒像。就这样，他钻进少共营，分到一把梭镖。第一次上战场是劳山。炮火、硝烟、泥土味混成一种刺鼻气味。王扶之举梭镖贴着地面突进，扑倒敌哨，夺来第一支步枪。那年，他还没学会写完整的家书，却学会在黑暗里分辨枪声。

抗日爆发后，他调到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高度近视，颠簸的马背让这位老将吃尽苦头。机缘巧合，王扶之缴获一辆日军自行车，干脆变成黄克诚的“双脚”。三年里，他蹬车数千里，随时在后座上听到“车停，前面形势咋样？”“车拐，今晚住哪？”自行车成了流动的指挥所，黄克诚也发现了这个陕北娃的胆识和脑子。

1945年后，东北的严寒、华北的尘暴、江汉平原的闷湿都留下他的脚印。他从联络员干到团长，胸前奖章越挂越多，家书却始终没寄回去。一来无固定驻地，二来怕给老父惹祸。国境之外的朝鲜战火再起，他又随三十九军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龙头洞。敌机在头顶呼啸，炸弹在山沟翻滚。343团要挡住美骑一师援军。王扶之一拳砸在地图上：“抢占185.5高地。”他让九连丢掉背包硬冲，自己随后跟进。一昼夜，三次击退坦克伴随的步兵冲锋；夜里，他又端掉敌军一个连。美军哈罗德·约翰逊中校负伤被俘，云山战役侧翼因此稳固。那一仗，美军认识了“王疯子”这个外号——敢硬碰硬，却又算得极准。

三年血火，1953年春，他接到回国命令。休整完，向首长递了假条，只写了六个字：探亲，地点子洲。批条很快，专车也准备好了。他却谢绝，一来怕惊动地方机关，二来想静静走走旧路，看看新中国的山河。

于是有了牛车上一段奇异旅程。村口的石碾还在，枣树也在。老汉勒住牛绳：“小伙，这里就是傅家新庄，下车吧。”王扶之跳下车，把行李放在地上，终于问出憋了半路的话：“大爷，那娃真叫啥名？”老汉抬头，额纹里满是岁月：“王扶之。”四个字出口，他自己都轻轻哆嗦。下一秒，一个军礼打得笔直，“爹，我就是！”

父与子怔怔相望。老父亲的胡茬白得刺眼，双手却依旧有劲，把儿子揽进怀里。“娃，能活着回来好。”声音很轻，却压过所有虫鸣。王扶之鼻子发酸，肩章在夕阳下闪烁金色，他突然想到，这金光来得不易——劳山雪地、盐阜芦苇、鸭绿江水，都在其中。

村里早有人看见牛车回来，呼朋引伴围上来。有人认出那身军装，大声嚷着要去报告县里；王扶之摆手：“莫惊动，先让俺陪俺爹说几句话。”他提着从县城带回的茶叶、布料，跟父亲迈进低矮的土院。门槛依旧坑洼，墙头却插着小国旗。父亲咳嗽几声，说今年分到五亩地，粮食不愁；他说邻村二狗子家也有孩子当兵，如今在福建当海防兵；他说合作社收枣比过去客商公道多了。王扶之听着，不时点头。军帽被他取下挂在门后，那排烙印了十八年硝烟的星徽，与破旧的油灯并排，却闪得分外亮。

夜色沉下。没有谁说“回望”这种词。父子俩在院里支张旧木桌，啃着刚蒸好的白面馍，聊起第二天要去给母亲上坟。老黄牛圈在墙角咀嚼干草，偶尔轻哞一声。山风吹动军衣，带出淡淡火药味，与院墙上的土腥气混在一起——这气味，不算好闻，却真实，且值得活着的人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