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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中,商纣王无疑是一代暴君,一代昏君。但,假如不是呢?
经历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一万年前,终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六千年前,中华文明曙光初露,继而进入邦国时代、王权时代。约四千年前,商王朝建立了。传承六百余年、历经三十代国君后,第三十一代国君帝辛登场了。他就是商纣王。
商纣王很伟岸。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虽然司马迁没提到具体身高,但商纣王一定是个大高个儿,“身大力不亏”嘛!商之前,夏王朝统治“中国”四百余年,最终在夏桀手里痛失政权,改朝换代为商。商汤是商王朝的开国之君。与夏一样,商人是有着牢不可破的“天命观”的,认为世间所有的一切都有“天”在默默主宰,所以历代君王都无以复加地尊天、敬天,不敢违半点儿“天命”。到了商纣王就不一样了。
商人留给后世印象最深的,恐怕是“占卜”。商人凡事必卜,有时一件事情要反反复复地占卜,以便更加“清晰”地看到上天的“旨意”。殷墟,这个闻名世界的地方,出土了十几万片龟甲兽骨,记录了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活动。极盛时期,商王朝有“贞人”七十多人,这些“贞人”就是占卜师,负责给王朝统治者提供决策参考,但到了商纣王,“贞人”只剩下六人。从“七十多”到“六”,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商纣王“人”的意识在觉醒。纵观人性的发展,最初的人性里有着太多的动物性,逐渐地,动物性在减少,人性在增加。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始蛮荒,到商纣王时代,已经过去了若干万年;即从文明时代算起,至商纣王时代也已经演进了数千年,所以商纣王“人的觉醒”就不奇怪了。“觉醒”后的纣王不再一味地相信什么“天命”,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宗教改革、政治改革等。商纣王公开反对祭祀活动,提倡理性思考,大幅度减少人祭,大力提拔外姓贵族(比如姬姓家族的姬昌)以扩大政治基础。可以想见,在一个宗教氛围依然浓厚、天命观依然盛行的年代,做出这一切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同样可以想见,做出这一切,要遭受多么大的阻力!
商纣王的失败似乎是注定的。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命中注定要以悲剧收场;远远地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只能败得更惨。这几乎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几千年来,层累地,商纣王就成了十恶不赦的暴君、昏君,留下千古骂名。孔子的弟子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两千多年前,子贡能有这样的识见,的确难能可贵;今人如果紧紧抱着商纣王“暴君”“昏君”的标签死死不放,显然是不公允的。看惯了“暴君”“昏君”的面孔,也许,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看看商纣王的另一面了。
梁武帝萧衍,是大名鼎鼎西汉宰相萧何的第二十五世孙。南北朝是一个动荡的年代,萧衍却能在位48年,成为南北朝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萧衍的悲剧在于佛教试验。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建立梁朝后,梁武帝萧衍以儒治国,使得梁成为“南北朝阴云里罕见的一缕阳光”。晚年的梁武帝笃信佛教,曾四次舍身同泰寺。对于中国人,佛教太新鲜了;对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人,佛教太重要了;对于晚年时期的梁武帝,佛教似乎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使得他决心开展一番试验,看佛教统治下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更好。为此,他不惜力排众议,接纳为东魏所不容的叛将侯景;为此,在得知弟弟萧宏与自己女儿永兴公主有不伦之恋的实情后,萧衍竟“佛系”得一塌糊涂,不予深究……
当然,事实证明佛教是担当不起治国安邦重任的,“修齐治平”还要靠儒家,而梁武帝本人也遭受了饿死的结局。但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菩萨皇帝”,梁又是为数不多的定佛教为国教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北魏),梁武帝却失败得轰轰烈烈。梁武帝没有失败,他只是找到了一种不成功的方法。自此以后,儒家在历代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更高了,成了统治中国的“不二法门”。谁说这里面没有梁武帝的功劳?
无论商纣王,还是梁武帝,都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虽然“失败”了,却留给后世无尽的思索。他们是失败的英雄,同样应该为中华民族深深铭记。中华文明的星空星光灿烂,商纣王绝不应该只是一颗彗星,还应该是一颗恒星;而苦心孤诣开展治国试验的梁武帝,同样应该被大书特书,光照千秋!
作者简介
杨恒坡,济宁市作家协会会员,有多篇文章在省内外报纸、杂志及文学网络平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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