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店打车西宁机场，通过叫车平台的优惠券低价叫到网约车，司机等我们把行李搬进后备箱，突然提出要我们取消订单，把钱转给他个人。这样平台收不到中介费，司机可以多赚钱。我不乐意，尽管我没有损失什么，但这不公平。他拿捏着我们要赶飞机的心理，不依不饶。争论中得知我用了优惠券，有平台补贴，如果按照我应付的价格付给他个人，他“损失”更大，终于作罢。

我们紧急又叫了一辆网约车，头发花白的大叔，一言不发，主动帮我们搬行李。在限速允许的范围内拼命踩油门，让我们及时赶到。我们乘机在西宁T3航站楼，投入使用仅仅一天，他准确找到了落客区域，停在离我们办理值机最近的入口。我感叹他对新航站楼的熟悉，他有些得意，说起昨天已经在这里拉过客人，专门熟悉了一下环境和路线。还告诉我们昨天这里首班乘客还得到了纪念品。下车时，他还是热情地帮我们搬下箱子，祝我们旅途顺利。

两个司机大叔，可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印象分岔点。倘若刚刚造访西宁的人遇到前者，会觉得这里的人不遵守规则，爱钻空子。如果落地后遇到的是后者，又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感受，觉得西宁人淳朴敬业。

我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经历和情绪，产生对某个城市、某个群体的印象锚点。假如被这种情绪牵着走，往后的经历就会一次次“验证”初印象，如同孕妇效应。不断强化和印证下，我们开始基于情绪和偏见形成观点：某地的人就是这样，某国的人有劣根性，某性别的人都是压迫者，某族群的人不思悔改，某阶层的人都有原罪……

我们常常用房间里的大象来比喻那些显而易见却被刻意回避或否认的事。但真正开始观察大象的时候，我觉得还要警惕自己是否在盲人摸象。哪怕穷尽一生，我们的所知所见也太有限，用自己有限的知见，贸然定义抽象的概念，太武断。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一位老师给我们讲社会学是什么。他先做一个简单的调查，将班里的40名同学按照城市户口/农村户口、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分成四类，把统计数据分成四个象限列在黑板上。让我们根据这个结果来进行分析。大家七嘴八舌，从文化地理、高考政策、城乡差异各个角度煞有介事地说了一通。最后，这位老师说，大家说得似乎都有道理，但都是错的，因为“样本不随机”。社会学研究，要注意一个前提：你的样本是否随机、是否有代表性。基于严谨的实证，才能得出结论、也才敢得出结论。

我写评论的时候，总想起20多年前的那堂课。因此，我写作总是很啰嗦，分析时总爱加一堆限定词，也不敢得出什么确切的、绝对的结论。

我知道这不符合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特性。就像我在青海遇到两位不同的司机，我可以把前者作为典型，列举并吐槽我在西宁各种不愉快的经历，然后得出这座城不好，这里的人不好。一些在旅行经历曾经被“宰”的读者表示赞同，或者对西宁乃至西北地区印象不好的人也会附和，引为“真知灼见”。而那些捍卫家乡，或者有过相反感受的人会来批评。双方掐起来，流量就有了，我还可以借机筛选一批“同道”。让他们产生同频的情绪，编织一个观念茧房，定期投喂角度不同但底层相似的内容。这样的“粉丝”聚集起来，对内可以给我推销的商品买单，对外我可以用舆论攻占别人的山头。

还记得我最初要分享和分析的，是西宁这座城市吗？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里真实而复杂的人，还有多少人关心？“初印象”的锚点如果坚不可摧，就可能成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推动更大的观念分歧和坍塌。

是以，我对自己的“初印象”永远保持警惕，去过上百座城市以后，我从不敢贸然下定义。我不是悉知悉见的佛陀，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在事实面前我始终谦卑。因为我知道自己不知道，至少不知道全貌。也许在写时事评论中是大忌，但我坚持如此。我要破除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以开放流动的心态面对这个世界，也许会发现没那么好、也没那么遭。在不断增加的经历中，借以修正和调适自己，比显得自己“全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