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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凡是大江大河汇聚的地方，都会形成人口繁茂、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坐拥长江和汉江两条大江的武汉便是如此。
早在元朝时期，武汉就是湖广行省的省会所在地。晚清时期，张之洞在武汉推行洋务运动，兴建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近代企业，兴办了自强学堂、湖北工艺学堂等近代学校，还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大动脉芦汉铁路。民国时期，武汉工商业更加发达，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百万人口大城市之一，被誉为“东方芝加哥”。
民国时期的武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南京的国民政府被迫迁都，迁都第一站是武汉。众多政府机关、学校、军队、企业等纷纷搬迁到武汉。1937年底，国民政府考虑到长期抗战的需要，决定迁都到重庆。可是，到了1938年初，国民政府所属军事、经济、外交等职能部门，依然滞留在武汉。
这些部门不想搬迁到重庆吗？当然不是。事实上，他们比谁都焦急。
当时，从武汉到重庆有两条道路。一是走公路，这条从武汉到四川的公路，不但狭窄，而且艰险，途中经常有泥石流，动辄中断数月之久。二是走水路，这也受到枯水期的影响，只能在有限的丰水期运行，还要受到凶险无比的三峡航道影响。
战争是最好的助推器。时间来到1938年7月，武汉会战已经打了差不多一个月，日军进逼到武汉外围的安徽、江西等地，不时有日本侦察机飞到武汉上空来巡查。
武汉会战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委员会下令，要驻扎在武汉的各党政军机关，在5日之内撤离武汉，向重庆迁移。这道命令一下，再加上长江航道恢复了通行，各党政军机关的动作加快了，到8月4日，驻扎在武汉的各党政军机关基本上都迁到了重庆。
更加难办的，是大量军工、民营企业，宜昌码头上堆积如山的各类物资。宜昌至重庆的660公里长江航道暗礁密布，枯水期将至，日军轰炸机日夜盘旋，一场与时间的生死赛跑就此展开。
军工企业，当然是首先搬迁的对象。
中国要坚持长期抗战，需要消耗大量的武器弹药。在四川，只有刘湘手里有一个重型兵工厂，产量极为有限，连10万川军的基本弹药补给都满足不了，更别说保障全国400万大军的武器弹药。
如果不将武汉等地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四川，这场仗就没法打。勉强打，也等于是让中国官兵白白地送死。
国民政府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从1937年秋天开始，就陆续将沿海地区的军工企业搬迁到内陆。
1938年3月，武汉长江边的汉阳铁厂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
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的工程师们面对锈蚀斑斑的高炉和断裂的传送带，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拆解工程。
拆迁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悲壮色彩。这座由张之洞创办的中国近代工业摇篮，设备大多为19世纪末的进口货，安装图纸早已散失，拆卸只能依靠老工人的记忆。
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的工人们用绳索和滑轮将重达百吨的高炉部件从基座上吊起，在日军空袭的间隙搬运至江边。3000名工人，耗时7个月，最终将3.73万吨设备装上民生公司的轮船。这些设备运到重庆大渡口，重建为战时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支撑了中国70%的军工生产。
迁到重庆、成都等地的，远远不止汉阳铁厂。金陵兵工厂、上海钢厂、南昌飞机厂、航委会无线电厂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和民营企业，源源不断地送到西南地区。
这场工业大迁移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
战前，中国90%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撤退后西南地区工厂数量增长 3 倍，重庆一跃成为“战时工业首都”。汉阳铁厂的钢轨轧机在大渡口重新轰鸣，年产钢材10万吨，为滇缅公路铺设了生命动脉。上海钢厂的平炉在重庆投产，为飞虎队制造了5000枚航空炸弹。
这不是溃败，而是战略的重生。
时间来到10月23日，武汉会战进入倒计时阶段，日军第十八师团的前锋已逼近荆门，日军的炮声清晰可闻。宜昌码头陷入地狱般的混乱。9万吨战略物资堆积如山，3万难民露宿街头。卢作孚站在民生公司的指挥船上，面对长江枯水期仅剩40天的绝境，作出了“分段航行”的生死抉择。
所谓“分段航行”，即将宜昌至重庆600公里航道分为三段：宜昌至三斗坪用小船驳运，三斗坪至万县由大马力轮船直航，万县至重庆利用浅水汽船接力。这一方案使运输效率提升3倍，但代价是船员们必须在日机轰炸和暗礁险滩间往返20余次。
这场生死竞速中，民生公司22艘轮船成为中流砥柱。它们白天躲避空袭，夜晚装卸货物，创造了“40 天完成一年运量”奇迹。
民生公司轮船
据统计，至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共运送人员150万、货物100万吨，其中包括2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核心设备。但代价同样惨重：16艘轮船被炸沉，117名船员牺牲，69艘船舶重伤，民生公司因此亏损1.5亿元法币，几乎破产。
武汉撤退不仅是工业的迁移，更是中华文明的火种传递。1938年夏，国立武汉大学的师生们用竹筏载着图书仪器，沿长江逆流而上，在四川乐山重建校园。
郭沫若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将武汉的话剧团、歌咏队改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深入西南各省巡演。田汉在重庆创作的《黄河大合唱》，通过民生公司的轮船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这场文化迁移重塑了中国的文化版图。战前中国仅有4所国立大学在西南，撤退后增至25所；重庆书店从37家激增至200余家，出版了全国80%的抗战书籍。
武汉撤退不仅拯救了工业，更拯救了一个文明的记忆。
有人将武汉撤退与敦刻尔克大撤退相提并论。其实，武汉撤退厉害得多。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法联军在基本掌握海峡制空权的情况下，出动861艘各型船只，只撤退走了34万军队，物资几乎全部丢光了。而武汉撤退，中国只有24艘轮船，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不光撤走了150多万人，还运走了100多万吨物资。
回眸80多年前的历史，我们仿佛看到民生公司的轮船在峡江破浪前行，一个民族用血肉之躯在战火中书写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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