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1月1日夜，在远离青岛的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的磨盘张庄天主教堂，发生了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的事件，这就是轰动中外的“巨野教案”。教案发生后，虽然清政府采取了“惩凶”、“罢官”、“保教”等善后措施，但对胶州湾觊觎已久的德国，却以此为借口，于1897年11月14日悍然派兵侵占了胶州湾。1898年3月6日由李鸿章、翁同龢代表满清政府，在北京与德国驻中国公使海靖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

教案发生

青岛以古代渔村青岛得名，昔称胶澳，原本是一座繁华的海边小镇，近代青岛的开埠，缘起于一桩“巨野教案”。1897年11月1日，青岛像往昔一样沉默平静。那天夜晚，城东磨盘张庄教堂，德国传教士能方济、韩理加在睡梦中被乱刀杀死。月黑风高杀人夜，凄风寒雨中，凶手隐身而逃。

这还了得，外国人尊性命为贵重，传教士被杀，岂能善罢甘休?案发后，以“官怕洋人’出名的大清朝官场为之震动，一向办事拖拉的朝廷一反常态，效率剧增，一连数道谕旨，命山东巡抚李秉衡破案惩凶。巨野知县许延瑞吓破了胆子，自认“罪臣”，按规矩用铁链缚住轿子，便服秃顶，立马来到案发现场，指挥兵勇保护教堂，发给教堂枪10支，炮2门，并大肆搜捕疑凶。大约50多人被捕，其中的惠二哑巴、雷协身，被判斩首示众，罪名为“起意行窃、杀人越货”。在大清朝的官场混久了，炮制冤案、草菅人命是地方官的拿手好戏，一急就容易露这手“绝活”。许延瑞为了保住乌纱帽，绝不在乎区区草民的身家性命。

但是德国人不傻，当时就大喊大叫，指斥其为冤案。倒不是为冤死者鸣冤叫屈，而是本着冤有头债有主甚至除恶务尽的原则，究办真凶。本来就治御无方、后来又仓促制造冤假错案的许延瑞被革职，摘掉了用来赚钱的顶子。新任知县一上台，德国方面就通过在血案中幸免于难的传教士薛天资递上一份“真凶名单”，共有14人，点名道姓让官府去抓捕。结果一个没有抓到，全跑了。这起血案究竟缘何发生?真凶究竟是谁?是否关系农民起义军?时光流淌到今日，答案昭然若揭。

14名疑凶之中的刘德润就是元凶。刘原是盗匪，发财以后回乡隐居，想过正常生活。同伙讹诈不成告到官府，就是那个许延瑞下令将其捉拿归案，刘恰巧不在家，其妻女身陷囹圄。刘心生一计，绑票救人，绑的是哪方的肥票呢?亏他想得出，竟然是附近曲阜孔府的外孙!孔府权势熏天，有给地方官行文的权力，老百姓对此很迷信，称为“龙文”。刘绑票成功后，在孔府影壁上留言：“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孔府下龙文。巨野县衙去救人，救出德润刘门女，送还你的好外孙。若不为民主正义，休怪好汉刀不仁!”

不出所料，孔府让巨野县衙赶紧放人。按说，此事就算了结，没成想，放回来后的刘家妻女哭诉在狱中受凌辱的遭遇，刘德润岂能咽得下这口气!

新的报复念头蹿上脑门。如何整治巨野县衙呢?“官怕洋人”洋人要是死了，不愁朝廷不追究，兴许会要了许延瑞这条小命哩。一闪的念头，酿成了巨野教案。

对这起发生在穷乡僻壤的凶杀案，无关乎政治，更谈不上爱国，案发后成功逃之夭夭的刘德润无论如何也带不上正义的桂冠。但他一手制造的这起血案，不仅连累了不少无辜的同乡，更给整个国家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德国派兵

1897年11月6日，消息传到德国。7日，不悲反喜的威廉二世给其外交大臣布洛夫发电：“我昨日接到山东充州府德国教会被袭、教士被杀的报告。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我决定立即动手。”他命令远东舰队：“立刻开往胶州湾，占据该地，并威胁报复，积极行动。”他扬言，此举一出，“上千的德国教民将扬眉吐气，当他们知道德皇的战舰在他们跟前；几百个德国商人将欢欣鼓舞，当他们知道德意志帝国最后已在东亚取得了一个坚强的据点；成千上万的华人将发抖，当他们感觉帝国的铁拳重重击打在他们的脖子上……”骄横不可一世，全然写在字里行间。

接到命令的德国远东舰队正在上海，其司令棣利斯立即下令做战斗准备。10日，3艘巡洋舰从吴淞口起航，直奔胶州湾。

出发前，棣利斯还在上海会见了正不急不慢由汉口返回北京处理教案的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交流了出兵的事宜。此时的北京，清廷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总理衙门几乎天天派人前往德国公使馆想赶紧了结这不可预知后果的可怕纠纷。德国外交官们却不急，一再声称“公使正在从汉口往回赶的路上”，十万火急之际，海靖还有闲工夫转道上海并停留，可见胸中有底。

但棣利斯不曾想到，德国国内出现了政策分歧，以首相霍恩洛厄为首的一帮子大臣，担心出兵之举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军事对抗，年轻的威廉二世狂热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也产生些许后怕，11日，给吴淞口的德军电台发来一封电报，称“如果中国满足了德国的要求，就取消军事行动”。在最后关头，德国皇帝试图撤销考虑并不成熟的命令，这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是被忽视的一个细节。

可惜，棣利斯不可能收到这个命令了，离弦之箭难以收回，占领胶州湾的军事行动以不可逆转之势上演了。

13日上午，秋日的晨雾渐渐消散，波澜不惊的胶州湾海面上，突然闪现出三艘德国军舰的身影，银白色舰体，扬起的黑洞洞的炮口，直指飘扬着黄龙旗的总兵衙门。棣利斯战前的布置就是尽量不战、少战，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流血地完成占领任务。小艇放下，一个操着京腔的中国翻译官带着两三名德国水兵，倏忽之间进得衙门。现场景象，后人描述不一，一种说法是野史《春冰室野乘·章高元失青岛之遗闻》所言，驻防青岛的清军最高指挥官、总兵章高元(1841－1912)，正在打麻将牌，很不耐烦，将德国人递来的最后通牒随手一扔。一幕僚启封一看，大惊失色，他这才慌了，推倒牌桌，想调兵，但为时已晚。另一种说法，德国人谎称来此游历，他竟信以为真，盛情邀请德国官兵过来参加晚宴，被心怀鬼胎的德国人婉拒。

不管怎么说，13日，是章高元统治青岛的最后一天了。14日，全副武装的德国军人，分兵两路，在青岛登陆。一路，大部队乘小艇在栈桥附近靠岸，这就有了那张经典的历史照片中的场景：白色军服，黑皮靴，欧式军帽，扎着皮带，背着步枪，德国兵在礁石嶙峋的青岛，抢滩登陆；另一路，穿插到青岛口的背后，在马蹄石附近登陆，呈前后夹击之势。

据说，清军愚昧无知到了极点。章高元出现在总兵衙门前，面对快速挺进的德军，恭顺地表示欢迎，通过翻译，发表了如下谈话：“在世界上有荣誉的精锐德军，光临演习，是我们预期的荣幸。我守备部队观摩后，亦将大有所得。”

巧得很，清军这天按预定计划，也在操练，他们是什么状态呢?据日本人田原天南1913年出版的《胶州湾》一书记载，“当稀奇的德意志陆战队靠近时，或出示其枪，或挑逗他们来一起赛跑，未曾感到陆战队是为达到占领胶州湾的可怕目标而来的魔鬼。中国将校中多少懂点德语的军官，则极为得意地与德意志士官交谈，自豪于他人的情景颇为滑稽，其愚钝亦值得可冷。”

这样的官，这样的兵，焉有不败之理!不费吹灰之力，德军就将兵营、土垒炮台、军火库、电报房悉数占领，然后，拔下黄龙旗，递上最后通牒，要求：“限三点钟，将驻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崂山以外，只允带火枪一项，其余火炮概不准带。以四十八点钟退清为限，过此即当敌军办理。”

当天，山东巡抚李秉衡相继收到章高元两封加急电报，因为电报房已被德军控制，是焦头烂额的章高元指派亲兵快马加鞭赶到胶州发出的，可见形势之急迫。第一封，开头就是“千急，济南抚帅钧鉴”，接下来大意是说，德兵上岸，我们按惯例接待保护，未便擅自阻碍。谁知道他们砍断电线，挖沟架炮，逼令撤退。“元亲往面见该提督，剀陈未奉本国公文碍难擅离，反复争辩，伊坚执不允，并声称下午三点钟率队进营等情。元欲战恐开兵端，欲退恐干职守，再四思维，暂将队伍拔出青岛附近青岛山后四方村一带，扼要据守。

元仍驻青岛立候示遵行，飞速至盼。高元谨禀。”几句话，显系斟酌再三，滴水不漏，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官场上的油子，这点火候，还是拿捏得恰如其分的。第二封，照例，又是“千急，济南抚帅钧鉴”，没有收到李秉衡迅速而明确的回复，显然有点着急，“此事变起仓促，我军兵单，又未奉到本国公文，究应如何办理?望速核示遵行。再者，事由胶电禀，恐缓不济急，届期，自应酌势办理，合并申明。高元急叩。”两封电报的落款耐人寻味，前者“谨禀”，后者“急叩”，折射事态恶化，越来越沉不住气了。

晚清致命的弊端，就是遇上事儿，没人敢挺身而出，更无人能有担当、负责任地进行科学决策，都指望皇上拿主意，省得出了事，被当成替罪羊问责。当年的林则徐落得个充军发配新疆伊犁的可悲下场，殷鉴不远，足以提醒人们，要在官场混，就不能个人英雄主义，出风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这都是专制体制惹的祸。

余下的时光里，山东巡抚李秉衡、北洋大臣王文韶、直隶总督李鸿章、出使德同大臣许景澄之间，函电交驰，不断商量，分析利弊，权衡得失，莫衷一是。从史料记载看，李秉衡是主张打的鹰派，但做不了主，其他人无一例外都主和。这可难为了章高元，他几度面见棣利斯，骂也骂了，吵也吵了，甚至被短期扣押，意欲拔刀自尽，最后盼来的是清廷“万无开仗之理”、“镇静严扎，任其恫吓，不为之动”之类的指示，从四方，到沧口，一退再退，德军紧逼不舍，还是李鸿章没法子了。硬着头皮面见皇帝，硬逼着皇帝把撤退的命令说出口。11月30日，光绪帝下达谕旨，电令章高元率部调往炯台，并知会德国“勿再逼迫”。12月1日，清军拔营时，德军突然出击，击毙清军千总1名，击伤兵勇4名，伤亡民人2名。清军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退出了青岛。

至于总兵章高元本人，因是奉命撤退，个人无需承担多大的责任，乌纱帽继续戴，1900年任天津镇总兵，随之转任重庆镇总兵，后以病辞免，蛰居金陵，1912年于上海病逝。

德占胶州湾，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正是这“瓜分豆剖，揭竿斩木”的危机，迫使光绪帝支持康梁等人推行维新变法，青岛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一系列关键性变革的序幕。

戊戌变法前，维新派的《国闻报》于1898年2月14日刊登一篇评论——《论胶澳华兵事》，很有意思：“德兵据胶之事，驻守之华兵，诚有不堪言状者。德水师提督遣兵六百并炮六尊，乘舟登岸而抵炮台，华兵千五百人，一见德兵，皆仓皇失措，越山而逃。华人之非当兵材料，于斯可见。窃笑华兵号衣，于当胸当背处皆大书‘勇’字，吾人细思，勇为美德，是极好字面，今乃写在如此怯懦畜生身上，吾深为‘勇’字惜耳。”其实，当时不仅青岛的清军如此，普天之下的清军莫不如此。青岛沦陷，仅是惨痛国耻中的一个注解而已。

签订条约

德军占领胶州湾的时候，清廷高层乱成了一锅粥，有主战的，有主和的，有主张“以夷制夷”的，就这前一个“夷”还不尽一致，有主张求助俄国的，有主张求助英国和日本的，也难怪，不思进取的专制体制必然酿成决策低下与混乱的苦酒。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按照远在万里之外的柏林的帝国政府的旨意运行。先期成功的外交活动，让俄、英、日等列强三缄其口，然后让肩负谈判重任的驻华公使海靖尽最大可能地放慢返回北京的步伐，拖延时间，巩固既成事实，不过早地与清朝官员纠缠。

11月20日，距事发一个星期后，海靖才不紧不慢回到办公室上班。面对早就等得焦头烂额的清廷谈判代表、军机大臣翁同稣等人，海靖底气十足地提出六条要求：如山东巡抚革职永不叙用，赔修被毁教堂并保证其安全，拿获惩办所有巨野血案之案犯，德国拥有在山东筑路开矿的优先特权，德国办结此案的费用由中国赔偿等。奇怪的是，六条中竟然没有牵涉到已经落入德军之手的青岛半个字!

清廷由此误判形势，心存侥幸，研究出一个将“教案”与“青岛”切割开来的应对方案，尽量让二者不产生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未免有些过于天真了。翁同稣提出“先退兵后商谈”的主张，遭到海靖的拒绝。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时，驻柏林的清廷驻德公使许景澄打探来情报了，电称，德皇派自己的亲弟弟带领增援军舰已经出发赶赴青岛，“先退兵恐办不到”，建议朝廷在德军增援部队到来前结束谈判，否则，德国的要价很可能“芝麻开花节节高”。

12月15日，海靖表示，“胶澳退兵事难办到”，23日，又提出租用胶澳，且抛出了诱饵——若同意租借胶澳，德国就不要清朝的赔偿费用To近代列强强迫清廷签的不平等条约，割地与赔款往往一样都不能少，现在，德国不要割地，假惺惺只要“租借”，甚至表示可以放弃索要“赔款”，清廷是何态度呢?翁同铄答日：“租界可以商办，界外应开各国通商码头。”看来，到了这个时候，清廷还是想抱住“以夷制夷”最后一根稻草不撒手，奢望将德国已经占领的青岛变成各国共管的地方。德国岂会看不出清廷这点儿心思?海靖强硬地声称，“奉到外部训令，断不能改”，“又系租给德国，不损中国自主之权，已还中国面子”，言外之意，就是“别不知足”了。

谈判拖到了1898年。1月4日，海靖有些不耐烦了，表示：“一、租用胶澳是仍顾两国交情的意思，否则，兵船再到，即可再占地方，更碍中国的事，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胶澳)墨(即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费，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三、此事不定，中国不能借洋款，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几个“否则”，一口气说出来，让人喘息不得。清廷明显软了下来，开始退其次而求之了，围绕租期讨价还价，看能不能从99年降到50年。

2月11日，德国亨利亲王率领的增援舰队赶到青岛，海靖有了更硬的枪杆子撑腰，更是有恃无恐，立场更加强硬且急迫，清廷终于彻底屈服了。

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稣与海靖正式签订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该条约共计10项条款，内容分为三个方面：1.胶澳租界。离胶澳海面潮平周边百里内，中国准德国官兵随时过调，中国如有饬令设法等事，应先与德国商定。中国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租期99年，租期未完，租界均归德国管辖，中国无权治理。2.铁路矿务。中国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一条由胶澳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处到济南，一条由胶澳往沂州、莱芜至济南。铁路两方各三十华里内，允许德国开挖矿产。3.山东全省办事之法。山东省内无论开办何项事务，或需外资，或需外料，或聘外人，德国商人享有优先承办之权。

8月至10月，中德又签订了《胶澳租借地合同》、《胶澳潮平合同》和《胶澳边界合同》。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及其附件的签订，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德国侵略青岛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使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山东变成德国势力范围，加快了山东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德国侵占胶澳之初，将胶澳定名为“胶澳租借地”，又称“胶州湾保护领”，或“胶澳租界”，简称“胶澳”。德国在租借地设立了胶澳总督府以管理军政事务，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殖民统治体系。

1899年10月12日，德皇威廉二世下令，胶澳租借地分为内外界，即青岛、李村两个辖区。内界即租借地内的市区，正式命名为“青岛”，这是青岛作为一座城市的名字正式出现。

巴黎和会条约原件神秘失踪

中德《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将青岛交由德国殖民统治。不过，长期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述中，论及此约，往往语焉不详，尤其是条约的名称，到底叫“胶澳租借条约”，还是叫“胶澳租界条约”，一字之差，莫衷一是。

之所以出现这种歧义，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保存的条约原件竟然遗失了!当年，原件共四份，两份德文，两份中文，清政府和德国政府两种语言各持一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年11月，日本侵占青岛，取代德国对青岛进行殖民统治。待战火熄灭，中国依附协约国也成了战胜国的一员。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政府满怀希望前去参加。为了从日本人手中争回青岛，中国代表团将《胶澳租借条约》的原件带在身边，以备随时出示、据理力争。谁知，装有条约原件的旅行箱，在巴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是丢失，还是被盗，忙得不可开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谁也说不清楚，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团，引发了后世不少的猜想。

由于条约原件不知去向，致使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这一事件产生了很多学术分歧。原条约的名称是“租界”还是“租借”，在一些学术专著及期刊报纸上，涉及德国强占青岛时经常会出现《胶澳租界条约》和《胶澳租借条约》两个版本。在巴黎和会上，从西方学成归来的中国外交官们已经深刻认识到两者的区别，他们分别提出“交还租借地”和“交还租界”两项条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对租借地和租界准确、全面的认识和定义。

1922年12月，中国终于收回青岛，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洋政府。中国的历史学者研究《胶澳租借条约》，一般都是借助二手甚至三手资料，很难一窥条约原件的真容。

改革开放以后，中德文化交流日益紧密，我方得知《胶澳租借条约》原件存于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条约写在一幅卷轴上——长1.8米，宽33厘米，置于一个锦盒中。2004年10月，青岛市档案局获得德方《胶澳租借条约》原件的复制品，之后并将之存放于青岛市档案馆。

一直悬而未决、困扰学术界多时的“租借”与“租界”之争，由此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