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需提升全球“防恐袭”的风险思维|中国|唐纳德·特朗普|国民|日本|美国|防恐袭|风险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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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志华

近日，在澳大利亚和日本发生的几件事情，值得关注。

一是在澳大利亚发生了多名年轻人围殴33岁中国留学生并致其重伤的事件；

二是日本接连发生了两起袭击中国人案件。先是7月30日晚10时许，大阪西成区，一名中国游客在街道上遭遇勒颈抢劫致伤，接着是7月31日上午9时左右，东京街头，又有两名中国男子遭4名不明身份男子持铁棍袭击。

但是上述事件，不足以让我专门提醒防范“恐袭”。一些国家出现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在全球交往广泛的时代，并不足为奇。我所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和劳动价值观，在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今天，可能正遭遇着一个来自其它国家的文化碰撞和制度碰撞，比如，我们国民愈是勤奋、愈是加班加点，就愈是给其他少数国家带来产业和就业的威胁，从而给我们带来国际环境的外部风险。这种风险在西方国家的利用下，很容易被激化，演变为现实的危机。上述这些街头事件，或许正是这种风险苗头。

上述几起事件，不能说是专门针对中国人的，但是当类似事件接连出现的时候，就会在心理层面上构成一个“连拍”的印象画面，出现一种舆论想象。在所在国和中国分别会引发不同的舆论心理。对于事发地的澳大利亚和日本来说，或许会有这样的社会猜测出现：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欢、抵触乃至敌视中国人。而在中国国内，网民也往往会认为，海外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似乎多了起来。这种社会心理常常由偶然事件引发，但是并未成为普遍的心理和被确认的事实，处于猜测和“求证”的阶段。一旦发生新的类似事件，这些心理疑惑就会被“证实”，成为一种社会舆论观点，乃至一种定论。一旦成为网民普遍的认知，就会推动一种现实的社会行动。

新闻、社会心理、网络舆论和社会行动，其逻辑关系和演进路径往往如此。尤其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中美处于全球性的激烈博弈、中西出现意识形态阵营对立的时候，不能轻视这种偶发的突发事件对于历史性事件的诱发作用。

如果再放宽些视野，会发现近年来海外针对中国人和重大工程的伤害事件确实为数不少。东南亚针对中国人的“缅北电信诈骗”事件涉及到非常多的中国平民，给中国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在非洲一些国家，中国帮扶当地的一些工程也随着政权更迭、美国挑拨离间等原因，也有损失。美国已经将非洲视为与中国进行全球争夺的新大陆，为此他们在非洲发动了舆论战和认知战，将中国人带着金钱和工程而来的实实在在的建设行为、友好行为，污蔑为一种“殖民行为”，在当地已经引发了舆论的混乱。

再加在国际舆论战方面，中国常常处于下风。美国很容易通过好莱坞影视中的中国人角色形象设定、人工智能训练中的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主流媒体中的倾向性报道来败坏“一带一路”、中国人和中国大型工程的形象，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效果。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笃信“事实胜于雄辩”“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低调实干”的东方哲学，常常忽视了舆论战对于争夺人心和战略博弈的关键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常常过于看重实干精神，而不知西方国家更看重“从实力出发”的话语权，以及舆论背后的影响力。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对于网民心理和线下行动的影响，常常具有“带节奏”和导火索的催化作用。这种中西方哲学和社会接受心理的不同，很容易导致巨大的风险。

尤需指出的是，发生在澳大利亚的豪车相撞事件，无论事件真相如何，甚至可能就是一种被过滤、被加工的精准谣言，但是最大的受害者毫无疑问将是中国。中国及国家形象将承担事件带来的绝大部分后果。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当下世界，正处于历史上民粹主义大爆发的时代，西方社会对于贫富悬殊有着高度的敏感。豪车相撞事件，由于媒体报道的不充分和满天飞的网络传言，成为高度的离奇事件，新闻事件的核心是难以想象的财富差距，一举引爆了这种敏感的舆论。多年来，不少澳大利亚人认为自己国家向中国出售铁矿的行为，使得国家沦为了中国的“原材料输出国”，沦为中国的附庸，由此导致了舆论的不满。此次事件爆发后，无论其真相如何，网络舆论都会有意无意地指向两国关系，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分配方式导致了这种巨大的财富差距现象。任何一个别有用心的媒体稍有挑拨，就会火上浇油。

二是，事件在中国国内传播，将引发意识形态风险。在当下的社交媒体时代，境外新闻常常长驱直入国内舆论场，引发各种传播风险。国内的网民常常会有一种不正常的网络接受心理，那就是认为国内媒体对于重大新闻常常进行低调处理，乃至不报、瞒报，而境外的媒体由于享有“新闻自由”，他们的信息反倒是真实可信。这很容易让国内网民对于境外倒灌的信息不加分析地接受。在真假莫辨的信息算法机制下，贫富差距的信息很容易被强化，从而对于分配公平问题产生不满。

总体看来，近期几次发生在日本、澳大利亚的事件，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会产生冲击的压力，对我们是有警示作用的。这提醒我们，中国可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提升风险防范思维，提升“防恐袭”的预警思维。

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谈谈：

第一，中国人视为传统美德的勤奋工作和加班加点行为，正在导致一种国际形象的风险。

中国传统文化是将加班加点视为美德的，将放弃周末休息进行连续工作视为个体行为和勤奋品质，而在国外，却容易将此视为不公平竞争，是一种破坏公平竞争的行为。他们认为中国人周末工作，提高了工作时间和劳动产量，对于对方构成了不公平竞争，由此产生敌意。

这正是当下我们始料未及的现象。中国人世代相传并非常珍视的传统美德，在当下的全球化新阶段，以及国际关系快速重组的变幻中，竟然成了一种国家风险，不少国家眼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重要的是，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数十年来，通过勤奋劳动和加班加点的工作，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并以强大的外贸出口推动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这构成了中国人的发展观和劳动价值观。但是在中国强势出口战略的竞争压力之下，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国家的产业遭遇了打击，失业者将攻击之矛对准了中国。就以美国来说，遭遇了挫折的中产阶层选出了特朗普作为总统之后，将产业衰败和个体失业归咎于中国，由此产生了对于中国的强烈不满。中国国内很多产业高度内卷，出海已经成为重要的选项，乃至唯一的出路，但是在强大的产业竞争优势下，很容易会被一些国家舆论解读为倾销和打压。在美国提出了“美国优先”之外，很多国家也纷纷提出了类似的口号，中国这种挤压性竞争行为，会激起对方国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销全世界的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无比自豪的事情，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吸收了重要就业人群的国家里，其冲击是空前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带来的压力是现实的，他们对于中国的感受是复杂的、负面的。韩国的造船业、汽车业、手机业等，面对东方大国强大的制造业压力，民族自豪感很容易转化一种对立情绪。如果我们站在这些国家的立场观察一下，或许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的历史方位和在全球舆论中的形象。

第二，中国面向全球的国际传播和国际形象未能和经济全球发展保持同步，未能达到和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水平。

中国国际传播由于意识形态竞争和美国的竞争性打压，多年来处于步履维艰的状态，也使得国际形象和全球公共关系，未能为中国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的发展行为被有的国家解读为咄咄逼人的国家行为，给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

全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和各自的国际形象问题，就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由于日本对于侵略战争行为一直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导致中国百姓对于日本的看法，常常偏于负面。中国的影视业也将揭露侵华日军的残暴行为、野蛮行为视为一种主旋律、正能量的内容，并希望世界都能看到历史上这残忍、不人道的一页。但是多年来的努力，并未在国际上产生类似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历史那样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也并未真正成为世界人民反思战争历史的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遗产。这当然是由于中国依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也有赖于未来的持续努力。但是也要看到，出现这种现象，也和日本在全球成功的国际形象和公共关系高度相关。几十年来，日本通过文化输出、慈善捐助等国家行为，在世界各地保持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正面评价一直高居前列。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这种国家形象打造了一种有效的护城河战略，能够抵消和中和各种不利的信息。对于中国来说，在推进侵略历史的全球叙事的时候，这种外在的环境构成了一种文化壁垒和意识形态壁垒，成为一种国家之间隐性的博弈形势，但是反过来，这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富有启示的。

这种启示在于，在推进经济拓展和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国家形象的先锋作用和保驾护航作用。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不光是润滑剂，更是发展的空间。同时，也能较好地降低发展过程激起的地方社会心理和舆论的反弹。

第三，美国对于中国的竞争性行为，有可能走向一个新的行动阶段。

特朗普自诩为“和平总统”，不会轻易发动战争行为，但是考虑到特朗普并未真正掌握美国的建制派，美国的精英阶层从未因为白宫主人的更迭而退出隐秘战争，深层国家机器的运转也从未停止。这意味着，在特朗普营造的“有张有弛”的竞争节奏之下，还需要防范看不见的敌对行为。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在俄乌战争爆发后，2022年9月26日，在战场之外的深海之下，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向德国等欧洲国家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意外地发生爆炸泄漏，一时震惊世界。很多人视为破坏基础设施的恐怖主义行径。或许将来要在战争结束的多年之后，人们才会重估此次事件的冲击力。虽然事件性质如此严重，背后逻辑和利益指向，大家也心知肚明，但是至今找不到破坏者。这警示人们，战争早已超越了战场上的物理范围，在当今的网络时代、无人机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各种破坏都可以视作战争行为，成为一种“超限战”。

在接连发起的关税战、金融战未能到达预期效果之后，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动作可能会采取更多元的方式。比如，在军事领域不会轻举妄动，但是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可以通过一些敏感事件，制造不利于中国的网络舆论，稍一挑拨，就会点燃所在国家和社会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愤怒情绪，从而慢慢强化对立情绪和敌对情绪，将中国塑造为国家对手等，既实现“借刀杀人”，又能扩充自己影响力地盘。

尤其近年来，美国通过拉拢传统盟友，组建西方价值观联盟，对内加大了舆论宣传力度，意图将各国的普通国民捆绑上自己的战车。比如，美国通过舆论宣传，实现了对于二战历史的篡改，将前苏联逐出了正义者的行列，甚至将其塑造为二战的始作俑者，自己成为二战胜利国的主要领袖国家。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称，“八十年前的8月6日，美国和日本结束了太平洋地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并以所谓“坚韧”“和解”包装美日关系。这种混淆是非的行为，客观上是拉拢日本，以便共同对付中国。这种行为会不会激发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待观察。

美国正在全球范围内将中美问题升级为东西问题、将经济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价值观问题、两个阵营的问题，并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试图将中俄捆绑在一起，然后在西方援乌的框架内，一揽子解决自己面临的两个国家的外部挑战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发展问题，而是外部的系统性的风险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间，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埋头发展，以没日没夜的劳动生产推动了国家发展，并视之为值得自豪的价值观和国民品质。但是这种自我评价，放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及中美激烈博弈的形势下，可能成为一种认知偏差，并可能出现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在美国舆论霸权的引导之下，中国的这种价值观和强大的制造产业，可能演变为一种外部性风险。

这种风险还在于，中国百姓习惯了过去数十年的直线型发展，认为发展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今天陷入经济就业的不景气的时候，反倒陷入内部的社会心理内耗，网络舆情频发，降低了对于外部风险的警觉性。美国的“911事件”，是在美国上下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发生的，美国就此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和国民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提升“防恐袭”的预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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