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超

探索自我、心灵和社会世界的旅程

作者 |申超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文 |

拙作《数字平台文化生产者的魅力劳动与调节型劳动控制——以社交媒体的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为例》在《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4期发表。这篇文章从孕育萌生到如今见刊经历了五年多的时光。非常荣幸受到黄老师的邀请撰写这篇作者手记，让我有机会回顾和讲述这段心路历程。历经痛苦但充满趣味的资料收集和写作过程，又经过几次大修和多番打磨，我好似初入学术研究的堂奥之内，但全揽、细观和领悟的能力还大有欠缺。非常感谢两位高水平的外审专家和《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各位老师，因他们的耐心、鼓励、专业能力和智识水平才有今天这篇论文的诞生。

一、缘起：个人学术经历与现实世界的交会

这篇论文起源于我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当时师从佟新教授，研究方向是劳动研究和性别研究，当时老师帮我拟定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Prosumer（产消者）的研究，最终我写就了一本劳动研究方向的质性研究博士论文。时至今日，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仍然未跳离这一范畴。在我读博期间，这一群体还没有今天这般规模和影响力。在将研究目光最终聚焦于博主这一群体之前，我在研究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些周折。

一直以来，我没有将研究的取向固着于质性研究或者量化研究，我对这两个研究取向都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我从小就对文学和哲学有很深的兴趣，另一方面，我也很喜欢数学，觉得公式和模型有一种天然的美感和踏实感。我还记得在北大读硕士期间参加过Philip Gorski教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讨课，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应该让问题带动方法，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先有问题，然后去寻找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不希望自己只会使用某种方法，只能解决某类问题。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博士后期间，我继续从事关于性别、婚姻和家庭的研究，当时，我最感兴趣的议题是生育对女性职场表现的影响，也写了一系列量化研究的论文，发表在《社会》和《社会学评论》等期刊上。然而，在此期间，关于统计模型中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中介机制、调节机制的论述总让我有一种“隔靴瘙痒”的感觉，我更好奇的是，在这一堆机制背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如何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平衡问题，特别是在劳动平台化和不稳定化的条件下，工作的选择和实现方式是怎样的，她们又是如何理解世界、理解自我的。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下，我开始了对平台女性劳动者的关注和访谈，渐渐地，数字平台的博主群体开始向我显现，我研究的对象也不再局限于女性。大量的文献阅读指明了这是一个有现实价值和理论潜力的选题。于是，我的研究视野又转向了数年前我所从事的劳动研究，开启了探索数字时代劳动的新形态、新主体和新治理模式的旅程。果然，人生是一个轮回，但风景已然大不相同。

二、在经验世界中由浅入深

经过多番思考和筛选，我将调研的焦点集中于平台上商业化程度很高的时尚与生活风格博主。研究者在研究课题开启之前总是要审慎考量研究的可行性。我的优势在于，我是一个从小就对时尚、审美与生活风格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也是一些博主“VIP”群中的成员，甚至是某些博主眼中能照顾他们生意的“老客户”。我能理解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不会觉得有隔阂，甚至有些人和我很投契。然而，能参与绝不代表能做好调查，我在调研中遇到的困难远超最初的设想。

作为“一人公司”的劳动者，他们处于一个复杂、无形和弥散的技术—社会系统中。同时，作为文化生产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他们的语言和意义世界非常丰富。为了将这个系统和劳动者的主体性清晰、完整地挖掘并呈现出来，我在研究过程中时刻督促自己做到格尔茨所说的“深描”，实现与调研对象的共情式理解，从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出发去理解他们，在持续的互动中引导他们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说出来。从世界出发去理解人的心灵，这是每个社会学研究者必做的功课。这一过程并非单线程的，而是循环往复、持续进行的。在不断地回访和拓展访谈对象的过程中，访谈提纲经过了多次更新。但是到了研究后期，我渐渐发现，提纲已经不再重要，融洽的交流过程才是生活世界自然呈现和情感自然流露的过程，我看到的是完整的世界和完整的人。对这些新兴的数字劳动群体来说，唯一不变的是一切都在变，唯一能确定的是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人如何随世界而变是我在调研过程中最大的体会。为此，我选择将生命史研究这一方法作为研究后期主要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方法。如何从流散和变动中提取不变的结构就是本研究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做好对系统中各类相关从业者的访谈，他们虽不是博主，但却与博主的命运息息相关。这需要我在前期做大量的背景性知识的储备，不断进行相关资料、书籍的阅读。初稿投出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也没有停止资料的收集，甚至在最后一次大修期间，我仍然在进行访谈，因为有新问题和困惑不停地涌现出来。在最后阶段，幸亏我的两位关键“线人”慷慨相助，我才得以完成修改，我的论证和分析得以完整地呈现。

三、锤炼式修改：从千头万绪到脉络清晰

2024年8月初，我完成了论文初稿，并在当月将论文投给《社会学研究》。几个月后，我惊喜地收到了外审专家的评审意见。高兴之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修改压力，因为论文几乎要重写。在调研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一群体所经受的矛盾、撕裂和纠结：一方面，他们能从劳动中获得意义、价值和情绪报偿；另一方面，他们深处一套“关系”和“结构”中，有很强烈的异化和剥削体验。我将“量化政体”和“审美主体性”作为论文的核心概念，却没有明确找到理论创新的起点，虽然文献综述较为详实，但多停留在各个流派的介绍，理论和文献的对话也是碎片化的。

第一次返修，两位外审专家的意见加起来将近3000字。他们肯定了文章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提出了文章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主题不够聚焦、问题意识不够明确、论证不够充分、数据使用不够充分，并提出若干修改要求，包括对特定机制进行分析，进行因果机制性的解释，提出文章的创新理论思路，提升正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审稿意见就分析框架和文献综述的修改指出了明确的行进方向，敦促我将研究问题放在“劳动控制机制”和“主体性生成”的互构关系上，在阐释“竞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理论思路与创新。第一次大修之后，虽然欣慰于论文整体水平的提升，但是我却时刻忐忑，因为论文的概念体系庞大且艰涩，包括量化政体、量化政体的二重性、魅力劳动、调节型劳动控制、管理控制、隐性逻辑、显性逻辑、自我的商品化、数据资本、自我剥削、自我异化，等等。有些概念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未能厘清。

第二次的修改意见印证了我的担忧，文章论证的严谨及清晰程度、概念的完备水平、概念及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仍有待提升。外审专家特别对量化政体这一概念的理论依据、界定和创新性提出了质疑。第二次大修让我感到更深的痛苦和迷茫，我当时想到两条解决的思路。第一条解决思路是重新界定量化政体这一概念。我当初提出这一概念其实是想和布洛维的“生产政体”进行对话，从劳动产品、劳动力的组织经营和主体性这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但审稿专家指出相关分析忽视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适用范围和独特性。我尝试对照生产政体和数字经济中的其他劳动体制来界定量化政体，并将它拆分成两个分析维度。但是，我仍然没有说清楚量化政体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与新经济中其他劳动体制之间的差异，它仿佛并不是一个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不仅如此，这一概念实在过于宏大，我的界定使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分析视角而不是社会事实。第二条解决思路是提出我认为更能与劳动社会学话语体系适配的概念，包括数字科层制、霸权式控制机制和专制性控制机制这类笨重且宏大的概念。第二次大修后，我经常夜不能寐，因为我对修改后的论文并不满意，很多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但我又不知道如何解决。

幸运的是，不久后，我收到了《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的回复，编辑部的老师们为论文的下一步修改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通过与黄老师进行将近两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论文的修改方向开始明朗，让我有了“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阅读和经验材料的整理，我厘清了自己的分析思路，逐渐整理出链锁式和层层推进的分析脉络，将分析聚焦于魅力、魅力的商品化、商业圈的运作、调节型劳动控制和魅力劳动。此后，无论是与劳动控制、审美劳动和情感劳动等相关文献进行对话、寻找理论生长点，还是从威辛格、恩特维斯特尔到米尔斯再到泽利泽的理论路径的推演，以及对经验论证的修改，我都感到舒畅和得心应手，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四、致敬与感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两位外审专家，他们的工作为我指明了深入研究的方向，对于重构论文、提升论文的整体水平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同时要感谢的是编辑部的老师们，他们的学术洞察力和修改意见为论文的完成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编辑部各位老师的严谨和敬业精神让我对学术有了更多的敬畏。特别要感谢的是编辑部的黄燕华老师，在艰苦的修改过程中，黄老师对我的鼓励、理解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在反复修改及校对过程中，黄老师对每一处措辞、每一句话、每一条文献、语句衔接、段落的过渡和总结表现出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素养让我心生佩服。

人的成长道路都非一帆风顺，但能遇到一位好老师就是人生大幸。我在求学、研究的道路上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佟新教授。在佟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之下，我进入了劳动研究和性别研究这两个给予我无限意义的研究领域。如果没有佟老师在学习和工作上的督促和帮助，我今天肯定没有胆量和能力，更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